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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集”——一种我从未见过这种形式，也终于可以理解为何它叫作《也是读书》。
序是“序言”的序，书中有自序、代序、后记、再版后记、再记，各种序言，或者说书评。
对于这本书，该是疑惑大于好奇。看过多名作家合著的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序集倒是首闻。
疑惑的是真的有必要出这样一本序言集吗金多顺？
即使书籍外封介绍里点明：读自己的书、读我编的书、读他人的书、读研究生的书。——著名学者、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
于是我翻开书，试着解开心中所惑寻秦记连晋。就从第一篇《我的1978年》——《后而立集》代序，开始看起。
这篇代序，足有11页，讲的是葛剑雄教授的人生奋斗史。
关于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后的个人抉择和努力，其刻苦令我羞愧，但最令我佩服的还是葛教授的那种谦逊淡然。
虽将成就一一罗列，但给人的感受却是仅陈述事实，毫无夸大炫耀卖弄之嫌。相较于避而不谈，他的这种实事求是，淡然处之，境界更高。
《我的1978年》中，有两段话值得分享：
成功固然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但也取决于机遇。要是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要是没有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恢复，绝不会有我的今天。
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同代人就没有那么幸运谈笑一生，他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在我们取得成功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们。
恍然发现，不论形式如何，重要的还是内容，作者的文笔、所要表达的思想值得分享，便足矣。且其更像是一本形式多样的随笔集。
接下来分享的是第二篇《七十而思》——《我们应有的反思》自序。
以下选自《也是读书》之《七十而思》
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策划了一套“三十年集”系列莱昂诺尔公主，邀我参与。
“三十年”，是指1977年恢复高考与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至此已30年。
因此他想在这两年或稍后考上大学或研究生的人中物色一些人各编一本集子。
集子的体例是每年选一两篇文章，吴锡豪学术论文与其他文章均可，再写一段简要的纪事，逐年编排成书。我按体例编成一书，取名《而后立集》。
“三十而立”下马酒之歌，可惜我到33岁刚考取研究生常州博爱医院，学术生涯开始得很晚，能够编入此书的任何文字都产生在“而立”之后。
到了今年，梁由之兄得知12月将是我七十初度，极力怂恿我续编至今年，重新出版。
他又主动接洽，获贺圣遂先生慨允使用《而后立集》的内容。
于是我仍按原体例，续编了2008年至2014年部分，同样每年选了两篇文章，写了一段纪事七十二疑冢。
新出版的书自然不宜沿用旧名，由之兄建议以其中一篇《我们应有的反思》的篇名作为书名。
开始我觉得题目稍长，在重读旧作之后就深佩由之兄的法眼，欣然同意。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霓裳铁衣。”每逢十生日，总免不了用孔子的话对照。
但圣人的标准如此之高，每次对照徒增汗颜阿拉加斯加，因为自知差距越来越大。
年近七十，不仅做不到不逾矩，而且离从心所欲的境界远甚。
这些旧作基本都是我40岁以后写的，谈不上不惑，相反惑还很多。
但毕竟有幸躬逢改革开放神在看着你，特别是当初倡导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否则我不可能在1988年写出《统一分裂和中国史》这样的论文，并且能入选“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并获奖。
这些文章在学术上未必有多少贡献，差堪自慰的是我始终在反思，所以尽管时过境迁，对今天及以后的读者还有些意义。
就以《我们应有的反思》为例，那时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在1995年写成的。
由于此文的重点是反思，有些观点和说法与主流有差异冴月麟，发表过程还颇有周折。
有幸发表后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包括日本的舆论在内。
后来一位日本学者还专门到复旦大学找我讨论，一位旅日学者发表赞同我观点的文章后还引发激烈争论。
19年后，面对中日关系的复杂形势，我认为我的反思不是过头了，而是还不够劳春燕简历，但基本是正确的。
去年和今年我两次向政府建议应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当年反思的继续。
但当年的反思也有两点失误：
一是没有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如此迅速，以至不到20年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我对中国的评价与预测都偏低。
二是当时尚未了解历史真相，还沿用了蒋介石、国民党不抗日的陈说，涉及历史的一些说法在今天看来多有不妥。
还有一点，当时不知道中日建交后日本究竟给了中国多少援助，政府赠款有多少，日元贷款有多少。
直到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时政府才公布总数为1900多亿元，并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谢。
我支持我国政府的立场，这笔援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确起了很大作用，该感谢的还是应该感谢，不能与战争赔偿混为一谈。
在其他方面，在学术上也是如此。
我在研究生期间开始研究历史人口地理、人口史，此后发表了《中国人口发展史》。
合著了《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喜欢你讨厌你。
参与撰写《中国人口·总论》，也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参加过多次专题讨论会。
由于这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所以在1995年我提出，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应及时做出调整，从独生子女改为“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
但今天看来还不够，从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从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的变化看，还应该进一步调整到“确保一胎留什么给你，鼓励二胎，允许三胎”。
除了政策调整外，还应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那就是赋予孝道新的内容。
教育青年将生儿育女当作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和国家的应尽的责任，当作真正的孝道iis服务器。
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一直鼓励我们要超越前人，包括要超越他。
他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他留下的最后一篇未完成的论文中，他还极其坦率地承认他的成名作《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中对移民数量估计的失误。
在他的鼓励下，我也质疑他的某些观点。例如，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他形成的观点是：
“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
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
而是这一百对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疆域”。
而我近年来的看法是：
如果说1840年前的中国疆域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此后到今天的中国疆域也是“自然形成年”的。
（详见本书《地图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
我当然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达到“从心所欲”的境界，但只有不断反思，方有可能。
只要不断反思陈铁雄，即使永远达不到这一境界，也能逐渐接近。
所以在年近七十时，我想到的是“七十而思”，这并不是说以前没有思过，而是思得还不够，要永远思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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