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滞台志愿军老兵回忆录（中）-中大南方史诗社
在上篇中，赵英魁在经历了惨痛的抗日战争后，终于盼来了全面战争的胜利，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抗战胜利那年我辍学了，因为被霸凌到心寒。我的班长姓赵，是乡下来的。班长比我大好几岁又比我壮，不知道为什麽他一直找我麻烦。有一次上课老师没来，他突然揪我，说：「谁叫放屁弄得教室那麽臭！」当时都坐长板凳，我身旁的同学承认：「是我大便在裤子裡头，我拉肚子。」也随后去上茅厕，但班长就是死死压著我不放，我除了忍耐外别无他法澳门崩牙驹。
而最后导致我不想读书，是暑假前夕。那学期週六最后一堂是日语，我在外面玩。我看到一个其他班的女生脖子上有一隻蝨子，吸血吸得鼓鼓的。以前多数人都有蝨子，女人长头髮特别容易藏，往往梳头就会梳下蝨子跟蝨子蛋。当时缺乏煤炭，水都要从井裡打。夏天把盆子放在外晒热才洗，冬天冷根本不洗，要的话就过年洗一次而已。
我提醒这个女同学脖子上有蝨子，没想到她居然跑进旁边的办公室，向杨老师诬告我拿蝨子丢她、捉弄她！她出来后就说：「老师叫你进去。」我进去后，杨老师讲：「你伸开手」我伸出手随后杨老师用大木尺打我两下。他打得很轻，表示打过了。
我出办公室后见到那个女同学，我问她：「我好心好意跟你讲脖子有蝨子，怎麽反过来陷害我、要老师打我？」她又跑进去告状说我骂她。这次杨老师打得重又凶，我因为痛、因为委屈就问老师：「我有什麽理由拿蝨子丢她？那蝨子吸满血即使丢去了也咬不住」杨老师接著又狠狠地打我，我就痛哭了。旁边的女雷老师看不下去，也正巧学校敲钟了就赶紧讲：「放学了，赶快回家，以后再讲。」回家后我感到心寒，觉得学校裡面不讲理、欺负人的太多了，就这样辍了学。
民国34年（1945）中秋节后两天下午，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小学同学，他说：「要不一块去当兵啊？进部队当兵好玩！」我就跟著他过去了。我十一岁就当阎锡山的兵。父母不知道我当兵的事当晚四处都找不到我，直到有人告诉他们我跟一个小兵走了。第二天妈妈去营区找排长，讲：「我孩子还小、还要读书，他自己跑来当兵，可以让他回去吧？」但长官不允许，讲：「他是自己来的，又不是我唬他来的。我这裡可不是旅馆要来就来、要去就去，不可以。」就这样没办法了。
我当兵一个月后，排长太太没钱买柴火，排长就要我去火车站偷煤炭。我去火车站但不敢偷，空手回去就被排长痛骂：「你这个家伙笨蛋，别人敢就你不敢。」四个月后要过农曆年了，同学告诉我：「上面说我们人太多了，要裁员了，你想回家就可以回去了。」我想在回家前领四个月欠发的军饷，就去找长官。当时是冬天，排长听到后命令我脱掉棉衣、穿上单衣坐到营房前等，要第二天上班时才去领。我就这样在营房前那受冻，半个小时候同学过来跟我讲：「这个钱你是要不到了，这是要把你冻死、让你生病。」我问我同学是该怎样？他说：「你快进去，说你不要这个钱，天亮拿了你自己的东西、你的衣服回去就好了。」第二天天亮了，我只能穿上自己的衣服回家了。薪饷都没拿到，应该是被长官贪污走了。
民国35年（1946）夏天，一个平遥的同乡住进我家院子，他是第2战区33军71师工兵连连长王耀芳。王连长看到在家赋閒的我，就问我父亲：「你的娃怎不去上学？」父亲告诉王连长：「他之前被同学找去当兵回来，现在年纪超过了，没法读小学。」王连长就说：「要不跟我一起去太原好不？」我爸问我阿启算命网，我就说：「好！」就这样第二次当兵了。
我就跟著王连长从平遥搭三个多小时的火车去太原，火车烧煤炭又要载客一路上都走走停停，火车每站都要停下加煤水。太原的铁路都是窄轨铁道，我们到太原没多久就开始跟共产党打仗了。太原有兵工厂，可以自己製造重机枪、轻机枪、七九步枪，另外还有缴获的日本坦克。
我们大部分都穿灰色制服、用接收的日本钢盔，没有用过德国钢盔或美国钢盔，我本身太小也受不了钢盔的重量。部队都用有耳朵的棉帽，也用接收的日本人的大衣血婴修神。部队伙食很不好，而被包围一阵子以后粮食都不够，都要靠老蒋的空投。空投本来就不多，很多也落在解放军那边。老百姓过得更苦，那时没有饿死就都不错了。
太原石头很多，也有水泥工厂生产水泥、炼钢厂造钢条，我们到太原后就去太原机场那边盖碉堡。我们都都用大石子盖碉堡，盖的都是可以相互支援的梅花碉堡，中间的大碉堡可以住一个营，四周的小碉堡则是住一个班。我们也埋地雷，地雷很多种，有用绳子的拉雷，还有踩了就炸的踏雷，还有一种绊雷。
民国37年（1948）7月解放军包围太原，当时太原机场还在国军手中。机场工事建好后，我们被调派到东山那的碉堡防守。我们71师大部分都是太原造的迫击炮，但根本就没士气了。被包围了，要往哪跑？跑都跑不掉了。解放军包围我们，晚上对我们喊话：「你们吃饱了没？」随后丢来一些包子、馒头，说：「你们没粮吃都吃不饱，我们这裡有粮，就送你们吃了！」有的阎锡山的兵就跑到解放军那了，到那边也都怕枪毙不敢回来。
民国37年（1948）9月，胡宗南的中央军整编30师空运来太原。恢复成30军后，30军军长黄樵松的一些部下是解放军，暗中写信给他说：「太原迟早守不住，到不如投降留活路。」他们双方讲好哪天开城门，然而他在集合营长以上干部讲话时，提到：「太原孤城一定守不住！」引起27师师长戴炳南怀疑，便向阎锡山告密。黄樵松被逮捕送到南京枪决，戴炳南当上军长。等到太原解放后，我们封闭所有城门一定要抓到戴炳南玄法变，后来在民宅逮捕他后很快就枪决了。
在太原，胡宗南的中央军穿美援的斜纹布料子制服与美国钢盔，还有著美製的卡宾枪跟汤姆森衝锋枪。中央军在太原吃大米，而我们都是吃小米。为了吃大米，有的人开小差去中央军。阎锡山知道后担心部队最后被中央军併掉，就下令不淮中央军收容其他部队的兵。
在国军这我们用关金跟金圆券，我进解放军以前，半个月就发了二十万。但是二十万只能买一包烟，而且下午去店裡就买不到了。经济大崩溃，蒋经国就去上海宣布，要大家用金条来换金圆券。结果很快只金圆券就不值钱了，只能拿来擦屁股，所以老百姓都恨死了国民党。到进解放军后，解放区都用人民币。
阎锡山在太原有收编投降的日军好几百人，被编成第10总队与第9总队，炼钢厂、兵工厂的日本技师也都留用。这些日本佣兵都穿国军制服，也还是用三八式步枪与日本钢盔。我没跟他们相处，因为他们基本都住在太原城裡面。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给这些日本人的伙食与待遇都非常好。阎锡山要这些日本人打共产党，许诺打完后会出钱送他们回去。
后来解放军打太原时，这些日本佣兵大部分都在大王庄、小王庄的碉堡裡被解放军歼灭了，我们后来经过那都可闻到浓浓的尸臭。最后的日军跟眷属一两百多躲在碉堡地下室裡面，对解放军喊话说他们是被阎锡山骗的，解放军许诺不会残害后就投降了。我记得没错的话，全国解放后绝大部分都遣返回日本。我们当时对日本人思想都模糊，当时候在国民党军队裡面这种政治意识都不强，因为国民党只注意表面。
1948年7月某天晚上，我们在太原东山小甸区守碉堡，突然收到撤回太原城的命令。中途下起大雷雨，公家发的鞋子大到我只能绑在脚上，即使下雨却没雨衣可穿。我掉队了想自己回太原城，却远远发现城外也在打。当时打雷我吓到，随后就跑到一颗花椒树下躲雨，自己一个人在树下的大石头坐了下来，不久之后遇到工兵连第2班下士副班长，副班长对我说：「一切等天亮再讲。」我们两个等著等的就睡在一起。
天亮后，我们被两个解放军叫醒。他们两个都穿土黄色制服、用六角帽，胸口的符号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就问他们：「你们是哪支中央军部队的？是不是胡宗南的队伍？」他们就说：「什麽国民党军！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班长交了枪、对我勾手比出「八」，我就知道是八路来了。

解放太原战役：
1949年4月24日清晨，解放军1300门大炮向太原城垣同时开火，25万解放军兵分12路攻上城头，在歼灭阎军13万余人、解放军付出了45000余人的伤亡之后解放太原。这场持续了六个多月近百万人被无情卷入的残酷战役，成为国共内战期间，历时最长、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城市攻坚战。
我们两个随后被带到一个四合院集中，我一个人口渴，看到对面有水缸，我就过去拿起水瓢要喝水。我刚刚要喝，一个女的出来大骂：「你怎跑来！现在可不是国民党的天下！」卫兵赶来，对我说：「你怎可进老百姓家，不知道三大记录八项纪律，怎调戏妇女？」我告诉他我口渴，卫兵就说：「你以后口渴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拿，不要再这样了。」。
只有起义投降的部队才能拿路条回家，战场上被抓到的哪能拿路条回家。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官都要集中起来再教育，罗秀春老的、顽固的才资遣回家，强壮的士兵就编入部队。当时我是晋绥军的上等兵（领章是白底与三个三角），编入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第8纵队24旅，一个纵队一万多人，等于一个军。一旅三个团，等于师吕秀菱近况。到了1949年元月，番号改成华北野战军18兵团60军180师538团1营2连，我在连部。
180师副师长是段龙章，538团团长是庞克章，第1营营长姓刘。团以上是政委，营裡是教指导员，我们的指导员是景志明。解放军都有代号，不讲营长团长，电话打来都说找一号、二号，都是为了保密的缘故。共产党打仗以讲究胜利为原则，作战时时长官与指导员都在前头领导。解放军的指导员控制思想李恩倩，部队注重思想而不注重立正站好、行礼这些琐事。我被俘以后指导员要我快快写信回家，告诉爸妈我在解放军很安好。
解放军军官没有架子，讲究官兵一致、亲兄弟，老百姓都欢迎我们解放军，因为纪律好、不调戏妇女、不拿一针一线，打仗完就集合检讨有没有人犯规。我记得太原战役以后，部队中有人向老百姓家拿一副筷子来用。这双筷子跟其他兵用的都不一样，知道他进房子拿以后全连就集合起来要他认错，指导员在他认错后再次强调解放军绝对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我一开始也想跑，一个比我大十七岁左右的一个看护兵怂恿我跟他一起跑，中午大家睡午觉他要我跟他跑说他地形熟。一出村子他就跑得快，我遇不到他神仙草。我不敢叫也不敢跟，没想到我遇到指导员，指导员问我：「你怎麽不休息？」我说：「我上厕所！」指导员就问我：「厕所在另一边，你是不是要逃跑？另一个去哪了？」我不敢讲，指导员就说：「他逃不掉的，我们在外面还有妇女队、儿童团，都要看路条的。」
我也曾私底下向指导员表示说我想要回家。景志明指导员问我：「你在国民党那为何不回去？」我说：「不敢跑。」指导员听后对我说：「现在我们要打仗，国民党好多地方都还没解放。你回去了、大家都回去了，那仗要怎麽打？在解放军裡面，要好好地干！」我于是就留下了四大天后。解放军真的跟国军不一样，军官从不打人，官兵上下一致，在一起打仗就只为了国家能富强。国民党裡面要升迁看资历与关系，而在解放军裡面能力好的就可以当领导，能力差的就要被领导。
解放军只有分军官与士兵，没有再详细的阶级。解放军的长官对部下很客气，官兵之间的关系很好，不像国民党官兵间界线分明，士兵见到军官都得立正挺胸敬礼。解放军的伙食也非常好，比国民党还来得好。伙食有白麵、馒头，有肉也有菜。解放军都吃得身强体壮，不像国民党军营养不良。
解放军的制服都是乡下手工的粗布，有黄色也有灰色的。军帽是圆顶帽，正面一个中间有「八一」的红星。武器什麽都有，美式、日式、国造都有，缴获什麽就用什麽。我们部队前身是抗日游击队，打国民党俘虏武器。我们连上一个排日本枪，一个排中正枪。轻机枪、重机枪裡，有马克沁、美造、日本啄木鸟九二式之类。
我们日本钢盔用得多，但没有装甲车辆。粮食、弹药、运送伤兵都靠民工来运，每个团还有一个女乐队，演话剧给我们看并教我们唱军歌。解放军有一首歌：「人民的武装，解放军；革命同志，心连心。上级爱下级，下级遵守上级。要做到官兵一致，亲又亲。」部队中如果犯错了，指导员会给你谈话并指导，你反省自己做错事后，就全连集合向大家自我检讨并宣誓会改过、以后会好好表现。
太原的碉堡之前讲过，都很坚固。解放军虽然有八二破击炮，然而重武器不够、弹药又不足。只能用轻机枪封锁射口，再派一个敢死抱著炸药包放到碉堡那点火引爆，因此伤亡非常惨重。徐向前司令员压力大到生病，毛泽东于是派彭德怀来接手。彭德怀有经验，毛泽东也要他「围而不打」，等北京的傅作义起义。
太原的碉堡之前讲过，都很坚固。解放军虽然有八二破击炮，然而重武器不够、弹药又不足。只能用轻机枪封锁射口，再派一个敢死抱著炸药包放到碉堡那点火引爆，因此伤亡非常惨重。徐向前司令员压力大到生病，毛泽东于是派彭德怀来接手。彭德怀有经验，毛泽东也要他「围而不打」，等北京的傅作义起义。
我们包围太原，1948年秋天太原城裡的国民党搭装甲列车出城，要下乡抢粮。装甲列车由货车改装，上面有装抱与机枪，并涂有迷彩。由于是俘虏日军的，所以没有国民党徽。我们拔掉铁路让火车出轨，车上的国民党就投降了。这列火车怎麽处理我不知道，我们只负责对付。
民国38年（1949）元月阎锡山搭飞机跑掉，大家都知道太原守不了了，没多久机场也被解放军佔领了。傅作义起义后，解放军19、20兵团就把北京的国民党装备都运来太原。最初太原还有飞机来，扫射、轰炸与丢粮食及炸药，我们用美国高射抱去打，飞机吓得不敢低飞，掉下来的大饼、米、麵都落到我们这，后来飞机也不来了。
到了民国38年（1949）春天，解放军一个个打碉堡。大家也没抵抗就投降了，彼此都知道守不住。部队也没得吃，大官、连长、排长都跑了，更不用说那些士兵很多是抓来的，全不是自愿从军。部队中体格好的能跑能躲都跑了，剩下的都是老弱残兵与胆小的。因为国民党抓到逃兵最重枪毙，最轻是集合部队训话后暴打一顿，打完再敷上打散的鸡蛋与宣纸关禁闭。我们连最后剩下的体格都不好，等到阵地一垮、一看到解放军就都直接投降。
解放军的团长等干部要带头衝锋，连长受伤由副连长代理，副连长受伤就指导员来带部队。打东山的14号碉堡时（梅花碉堡，相互支援），第1连被打掉，我们538团第1营第2连的正、副连长受伤，就是指导员带我们衝，然而敌人丢美国燃烧弹（圆桶状，裡面是硫磺，沾到身上滚都灭不了），我们只能退回去。
4月22日，我们2连打东门外双塔寺前的5号碉堡，当时我十五岁。我们先用大抱去炸，接著步兵举起红旗示意抱兵停止，我们就上前去佔碉堡。但敌人反击依旧猛烈，旗手与通讯员牺牲、举枪的连长右手被炸断，我赶紧爬上去举红旗，我因此立功，参谋长胡景义（山西洪洞县人，在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中带剩下的三百个士兵从鹰嘴峰突围）十五岁的我破例入党，当时本来规定只有满十八岁才可以。
入党仪式很简单，因为还在打仗。连长、 排长等干部见证，我在毛泽东与朱德的画像前立正站好。干部要我入党一定要遵守纪律、不能背叛，我我握拳举到眉梢宣示，干部也立刻发给我党证。
5号碉堡打下后，就拍电报要太原的国民党投降。国民党军不投降，我们就集中所有大抱，在4月24日拂晓抱打明城牆，在东边炸出两个大缺口。天亮后我们从东山下来，爬炸出东牆的缺口登进城裡。当时的城牆裡面都包著夯土，城砖炸塌后就剩下夯土堆。我们爬上城砖堆，接著在夯土上架梯子爬进去。
国民党把开不了的灰色日本双人小坦克拿来当抱垒，不过我们基本上没遇到多大抵抗，国民党很快就向我们投降。攻城的部队都有各自的任务，有的负责打、有的负责收，没讨价还价的馀地。我们去打太原绥靖公署，只有一挺机枪攻击我们，解放军用迫击炮开了一抱后就都投降了。我们升旗后就撤出绥署，留给负责接收的队伍。太原解放后不是立即开放，我们要追缉军警宪特与逃散的国民党军，之后才走移开沙包的大东门离开太原城、去乡下修整。
讲起来中国人打中国人也没办法，时阎锡山逃跑后他的亲信梁化之当省主席防守太原，梁化之后来跟阎锡山的五堂妹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地下室服毒自尽。听说阎锡山后来经常流泪，说：「那些人都死在太原，就我没死在那。」阎锡山的儿子曾去阳明山看他，希望阎锡山把身旁的四、五十个侍卫都遣散掉，阎锡山听了就痛骂他儿子：「这些人跟我那麽多年，你居然要我赶他们走！」他儿子一怒去美国，之后就再也不回来了。
太原解放后我们去附近的太谷县修整，并在孔祥熙的大花园开庆功大会，我也在庆功大会上受到表扬。随即我们行军去西安，接著要解放西北，上面也要我们学习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
农民一路欢送我们，也会给我们茶水与香淤，我们拿了就谢谢他们，不需要时就不会拿。中途经过老家平遥，老百姓争相欢迎我们，都对我们说：「我儿子叫XXX，在国民党X军X师，有遇到他们？」也有人对我说我家人在等我，我听到后也哭了。我们的排长经过时，马路旁都是欢迎的人群。
我们行军到风霖渡，一个个班搭雇用的小木船过黄河去潼关。到潼关以后，我们搭露天货车去西安，当时是大晴天，我们戴著日本钢盔、高举红旗并唱歌。在过渭河铁桥时，胡宗南的部队攻击我们，车上拉重机枪的骡马被打伤，好在车轮没被打掉，我们可以抵达西安。
在西安车站下车后丰收锣鼓，我们立即吃乾粮，接著就去打国民党军。我们当时有从「蒋介石大队长」那缴获的卡宾枪、汤姆森衝锋枪跟美国大抱，不过我们连裡面最多的还是日本人的三八大盖、七九步枪及汉阳造，这些都是解放太原时缴获的。基本上，俘虏多少就用多少。
我们打到蓝田县，回西安后我们没进西安城，在城外唐代的大燕塔住了一週整训，部队有人在地方上徵集伙食。我们去西安时老百姓正好收麦子，因此我们都可以吃到麵粉、麵条跟馒头。我们就走到哪吃到哪，老百姓与仕绅对我们都好。我们部队主要是打仗，没有在地方上搞清算斗争。
我们接著打扶风战役，包围胡宗南的国民党五个军表音密码，他们一面抵抗也一面投降，士气都很低落，因为都是被抓兵来的。当时东北、华北都解放了，就只有西北与西南还没有，当时国民党也已经大势已去。
俘虏的国军都先集中训练、上课一两个月左右，身体好、年龄还可以就当兵，年纪大、身体差的就不用了。我们的帽徽都是八一红五星，俘虏训练好后都换上我们的衣服，只有实在来不及、紧急状况才只拔掉国民党花。
我们随即去宝鸡修整，准备去解放四川的乾粮，把馒头蒸好后切片晒乾。我们在这裡得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不分干部与战士都拿四十元人民币，之前我在太原立功才一元。我很快与家裡通信，本来要送钱回去。其他人跟我讲：「现在还在打仗怎麽送？」建议我买钢笔，我于是去宝鸡买两隻十元钢笔。
我们接著走川陕公路去四川，一面走一面打。我们一过去，国民党军没抵抗就都垮了，有的投降、有的则继续跑去四川。我们打完青林坝山就去广元县，当地老百姓拿香淤、茶水欢迎我们，我们也在这裡休整三天。那时人人都一身蝨子，都要把衣服用大锅滚水煮过。
我们在1949年12月底解放成都，我们一到成都外头军阀刘文辉、邓锡侯很快就起义了。我们从北门进成都（没有举旗子），当晚就住进城中央皇城裡的国民党的军校裡面，裡面的军校生全都跑了。解放军刚刚到城都没收缴国民党的文件，因为这些都是地方人员在打理，我们派遣专门部队专门维持解放区的秩序，来防止国民党的散兵与流氓伺机捣乱。
我们给起义的部队也是给路条、粮票，但裡面不愿意投降的国民党仍跟我们打，比如蒋经国「政治大学」学生、国民党溃兵跟四川袍哥就打出「反共救国军」的旗号。我们到城都时乡下的国民党镇长、村长、保甲都跑了，我们派到乡下的工作人员全被他们杀掉。我记得住进皇城军校当晚，外面的国民党残部都在开枪，抢劫耕牛与财物，农民大喊：「大蚌壳来了！」第二天我们就离开军校，进驻成都北门外的机场。
我去成都机场时，看到一台蒋介石逃跑时搭的黑头宾士大轿车，国民党在撤退时把裡面的机械全破坏了，我当时还跑上去玩了一下。成都机场留著一台坏掉的运输机，螺旋桨与裡面的设备、座椅全被破坏了。另外还接收一台国民党战斗机，战斗机飞行员不想走，说飞机故障就折返飞回来，我们到的时候飞机旁的飞行员就直接向我们投降。守机场的胡宗南国民党军被我们收编，我在成都有遇到一个台湾兵，他晚上在机场旁卖阳春麵，一碗一人民币g7043。我问了他才知道他是台湾人，他被国民党徵兵到大陆打仗，我们还是同情台湾人。
解放成都头几个月，到处都在打枪，我们于是去成都西边的崇庆县山区剿匪，1950年春节时我们被匪帮包围。这些反共救国军以袍哥的势力最大，在解放前国民党部队经过都必须打招呼，甚至给他们武器才放行。因此手枪、步枪、轻机枪、手榴弹都有，当时四川、成都的道路都不通，全被这些国民党残馀给破坏或佔领。邓小平看情势严重，就调回去西康的解放军，全力围攻这些残馀势力。
我们在崇庆县被包围，起初用大抱去轰，这些匪帮就四散撤退了，但打散后接著又反攻。他们晚上要爬城牆偷袭，我们用手电筒去照，第二天接著抱轰，才把他们赶进山裡。
我们于是进山扫荡，山裡面都要拿镰刀砍竹子，每个人都要带一週的粮食。包围一座山的时候，分一个班把守一个路口，都用铝製脸盆做饭、米羼和著盐巴吃。竹林裡都是蟆蝗，会钻过裤子吸血。没办法拉出来，都要用手去拍，比较快是用香淤烧。下雨没有雨衣，都用拆掉棉花的棉被来挡雨。
我们围剿的对象是袍哥头郭保子，抽大烟的他最后跟残部退进一个山洞裡。他不投降，我们把他打死后砍头并在成都的电线杆上枭首示众。成都的民众看了纷纷讲到：「郭大爷死了！」之后解放军就写佈告，要他们投降、解放军不会追究。郭保子一死，很多人袍哥纷纷交枪并出来自首了。当时反抗的都是有钱人，农民晚上都会来找解放军诉苦，说他们的牛被某某拉走了。
我们到四川以后没多久，全国就都解放了daks。四川地区的剿匪也是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抓到后都交给地方政府审判。我们部队不去管，也不会去瞭解详细。我在成都曾经看过「善霸」地主出来游行，我们没有绑他们，也没有要他们戴上高帽子。他们都被地方干部促拥出来游行，当众宣布：「我XXX是善霸，我会捐出土地财产，感谢共产党的宽大……」，基本上只要捐出土地、公开承认错误，之后就没事情了。

解放军50式大檐帽，由于装备时间较短，布料质量较差以及后来的55式军服沿用，导致留存下来的50式大檐帽极其罕见（感谢某只肥瓜的供图）
四川穿解放后东西仍贵，我们的津贴好几个月才发一、两元，就伙食好而已。解放以后，毛泽东讲话要解放军建立五百万国防军，班级干部三十岁以上都要退伍回家，部队只留下年轻的，结果一个月后就爆发韩战。我们也发下了苏联式制服，套上去后只有胸口以上才有扣子。夏天发大盘帽，但我们不喜欢，进山剿匪容易被竹林刮掉，还是小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