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 短史记 爱学生的蔡元培先生，若还活着该有150岁了-短史记

蒋多多
图：蔡元培先生（1868~1940）
文 | 谌旭彬
1919年5月8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向大总统和教育部长递交了辞呈。
四天前，也就是5月4日，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3000余名学子，因痛心于政府未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权利”，举行了游行。部分学生殴打了章宗祥，并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事后，32人被军警逮捕，内有北大学生20人。
学生们出发前，蔡元培曾前来劝阻。他对学生们说道：
“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①
队伍中满是嘘声与骂声。
张国焘等人将蔡元培“连请带推”弄了出去。
5月4日晚，北大学生群集第三院大礼堂，商讨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众人相顾无言、束手无策之际，蔡元培步入会场，对诸生说道：
“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从明日起照常上课。”②
离开大礼堂，蔡前往老上司孙宝琦的住所寻求帮助。孙在北洋政府中颇具名望，蔡希望孙能出面向当局陈说学生之举纯粹出于爱国热情。事属重大，孙甚感为难。蔡于会客室长坐不去，至深夜12时，孙终于应允次日前往一试。
5日，蔡与北京十四所高校校长集体出动营救学生。众人自警察厅一路拜访至总统府，无功而返。当日媒体报道：
“京中十四校长，赴警厅保释，未允；又赴部、赴院。大学校长蔡元培至愿以一人抵罪。”③
6日，蔡元培再往警察厅，与警察总监吴炳湘辩论甚久。鉴于次日乃“五七国耻纪念日”（日本向中国下达“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日子），将举行国民大会，北洋政府遂通过吴炳湘与众校长达成协议：当局承诺释放被捕学生；各校承诺明日一律上课，不让学生参加国民大会。众校长质疑当局承诺是否可信，吴炳湘只得说：
“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④
7日，学生被释放。
蔡元培在操场召集学生训话，请他们对自己的决定“稍为原谅”，略受一点委屈“坚持上课”，希望他们“以后遇事能够坚持冷静的态度。”学生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说这些话时，他们的校长已写好了辞呈。
5月4日晚的内阁会议上，执掌内阁的钱能训，已发出“若蔡鹤卿死，则又何如？”的怒词。故而，在辞呈里，蔡元培如此解释自己为何没有在5月4日当天辞职：
“元培自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奉职无状，久思引退。适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约束无方，本当即行辞职；徒以少数学生被拘警署，其他学生不忍以全体之咎归诸少数，终日皇皇，不能上课，本校秩序极难维持，不欲轻卸责任，重滋罪戾。今被拘各生业已保释，全体学生均照常上课，兹事业已告一段落。元培若再尸位本校，不特内疚无穷，亦大有累于大总统暨教育总长知人之明。敬竭诚呈请辞职，并已即日离校。”⑤
简而言之一句话：他放不下他的学生，见不得他们落入权力之手，虽然他的学生并不听他的话。
蔡是从来不赞同学生为爱国而放弃学业的。他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做《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但他理解学生的行为，说他们“迫于爱国之热忱，起而承乏，诚出于不得已”。同时他也坚信，对大学而言，真正的救国之道“还在学术”。
临走前，他也给北大师生们留下了一封公开启事：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

图：蔡元培辞职时留给北大师生的公开启事
启事里的用典煞费苦心。
“杀君马者道旁儿”——骑骏马者行在路上，道旁儿鼓掌叫好。骑马者得意非常，快马加鞭。马跑得越快，鼓掌者越多，叫好声越大。跑了数百里路，收获无数掌声，马终于倒地毙命。这是汉代《风俗通》里的故事。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百姓已经足够辛苦，是该稍稍得到休息了。这是《诗经·民劳》里的话。
蔡不想再做那“骑骏马者”（北大校长），不想让自己的“骏马”（北大学子）死于“道旁儿”的鼓掌叫好。蔡也不忿于当局对教育的压迫——那《诗经·民劳》的主旨，乃是规劝周厉王不可过分压迫百姓，否则国家将会完蛋。⑥
这些话，不适合在报纸上直言，郁在胸中又不吐不快。于是，这位前清翰林，在给北大师生的公开启事里做起了“怪八股”。
这样的“怪八股”，很自然地会被人拿来利用。“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句，很快就被刻意解读成了“北大学生（道旁儿）烧了北洋政府（君）官员（马）的住宅”。
已悄然南遁的蔡元培，于是又写了一封公开启事，来支持自己的学生：
“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仆之去职，为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⑦
他爱他的学生。他们害他失去了校长的职位，他却请求他们谅解自己的辞职。
十二年后，爱学生的蔡元培，终于被学生们给打了。
1931年12月15日，因愤慨于政府未能击退日军收回东北，“北平各校示威团”数百人赴南京请愿。前往与之沟通的蔡元培、陈铭枢，被愤怒的学生们拖倒在地，一顿痛打。蔡的头部遭受棍击，右膀亦被拉伤。事后接受记者采访，蔡说的是：
“予个人从事教育数十年，今日在场青年之粗暴如此，实为我辈从事教育者未能努力所致，故对此亦唯有自责耳。”⑧
1931年的蔡元培，仍如1919年那般爱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也仍如1919年那般，并不愿听他说话。
注释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P50~51。②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原载于《自由谈》1952年10月第三卷第十号。收录于：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P14。③《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P246~245。④罗家伦/口述、马星野（伟）/笔记，《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⑤蔡元培校长辞职呈文全文（1919年5月8日），收录于《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 1861-1948》，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P440。⑥此节参考了王世儒的《五四运动中蔡元培发表的〈辞职启事〉再解读》一文。⑦蔡元培，《告北大同学诸君》，1919年5月10日。⑧《蔡元培陈铭枢被殴后之谈话》，载《申报》1931年12月16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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