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 第二十六讲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军史课堂-德州市消防支队政治处

蒋多多
军史课堂
一路苦难艰辛一路璀璨辉煌，
一程欢欣鼓舞一程启人心智。
回顾我军走来的路，
汲取其战无不胜的血脉和基因，
续写无愧于先辈的崭新篇章。

遵义会议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使红军中的许多领导人，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战略指导的危害和毛泽东军事战略的正确。长征中任中央纵队司令员的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刘伯承军事文选》，第722—723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等。会议的目的是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图为遵义会议旧址
博古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用红军粉碎敌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的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战略战术的失误。由于领导人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才导致红军处于被动局面，最后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也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三人的发言，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单纯防御（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该决议还指出，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会议最后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中革军委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于3月4日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

图为博古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等错误领导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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