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 第十六期 荒唐皇帝朱厚熜 五月live-五月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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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简介：范吉超，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在读法科生一只，同样也是一位历史迷，痴迷于历史，尤其是明清史，明粉一枚。
分享主题：和大家分享一下朱厚熜这位在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让我们一起去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探寻背后隐藏的真相，揭露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四十五年的帝王人生。探秘大明朝的灭亡与这位荒唐皇帝之间的恩恩怨怨。
分享时间：2018年3月25日19：15——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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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晚上好，各位师哥师姐好，我是来自曲师大法学院的范吉超，是一位妥妥的明粉。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朱厚熜这位在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探秘大明朝的灭亡与这位荒唐皇帝之间的恩恩怨怨。小生不才，粗略一谈而已，不当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大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的中原王朝，也是继汉唐盛世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辉煌，被后世誉为“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大明朝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开国至崇祯十七年灭亡，享国二百七十六年，传十二世，历十六帝。在这十六个皇帝中可以说个个性格鲜明。太祖、成祖开国，平定天下，有着马上杀伐的赫赫战功，性格果断刚烈，仁、宣以文治世，开创一代盛世，英宗倚赖宦官，明朝由盛转衰，此外诸如木匠皇帝朱由校，深宫隐士朱翊钧，大将军皇帝朱厚照等等不一而足。
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史学界褒贬不一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曾说，明自中叶以后，出了三个昏君，其一是武宗的荒淫，其二是世宗的昏愦，其三是神宗的怠荒。明事遂陷于不可收拾之局。毛主席也讲过嘉靖皇帝“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直言世宗皇帝是一个昏君。《明史》神宗实录中说过，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我认为明朝的根基在世宗皇帝之时已经被腐朽瓦解了，虽未亡国却已经埋下了亡国的种子，政治败坏，社会矛盾尖锐，只需要一个诱因，大明朝就会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中轰然倒塌。所以明之亡实亡于嘉靖朝而非万历朝。
大明朝的疆域，虽然不及元朝，但是比之汉唐，也是极其广袤了。
这个是明孝陵的治隆唐宋碑，康熙皇帝亲笔书写。
前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正片，绝对的正片，推荐大家去看看，演员、演技都很在线。
要讲朱厚熜，先给大家看看这位皇帝的真面目。还挺中规中矩的吧，不丑也不帅。
之所以说嘉靖帝埋下了明亡的种子，与他诸多荒唐的举动脱不开干系。不妨让我们来走近这位幸运而又荒淫的皇帝吧。首先这位皇帝的上位可以说是颇有戏剧性的，可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皇位。
正德十六年也即公元1521年三月十四日，大明朝第十任皇帝武宗朱厚照因病驾崩。朱厚照一生荒淫无度，不视朝政，只知寻欢作乐，竟至于只当了十六年的皇帝，三十一岁就龙御归天了，因此并无子嗣。
这位就是那位短命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
且武宗之父孝宗皇帝亦只有朱厚照这么一个儿子，正德皇帝并无其他亲兄弟，算得上是独生子。武宗临终之时也并未留下任何旨意，只是对身边的服侍太监讲：“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说完就一命呜呼了。
后经内阁首辅杨廷和与慈寿皇太后商议，决定由兴献王之长子，正德皇帝的亲叔伯弟弟——朱厚熜继皇帝位。并以武宗皇帝名义颁发遗诏。遗诏中说：“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宿成，伦序当立，已尊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圣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礼宗庙，君临天下。”
这个遗诏，由于只引用了兄终弟及、嗣皇帝位，而没有特别强调朱厚熜必须要上考明孝宗，做孝宗子，然后以皇太子之身份继皇帝位，因此，事后便出了许多乱子。仅在登基这一天，就对朱厚熜的身份问题发生了争执。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应诏来到京师外行殿。礼部员外郎杨尚奎，马上将登基仪注上呈给他。朱厚熜看了仪注之后，发现是按皇太子身份举行登基典礼，心里大为不悦。于是向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拒不按仪注登基。杨廷和与这位新任皇帝发生了第一次交锋，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肯让步。
后幸得皇太后出面调停，以“天位不可就虚”依从了朱厚熜的意见。于是，重新更改仪注，以奉迎皇帝礼，举行登基典礼，这样，这场争执才算解决。从这里也能看出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竟然就如此执拗，俗语云三岁看大，年纪这么小的小皇帝就如此固执己见，可见将来他与大臣们之间的相处不会很愉快。
如果你觉得这些就足够不可思议了，那么你错了。嘉靖帝的荒唐超出你的想象，下面我要说的这件事，不仅在大明朝，就是放在整个中国史里头，也是一桩稀奇事儿。说这件事之前给大家放个图，看看明朝的世系表，不然叔叔伯伯的乱了。
这件事就是大礼仪，嘉靖帝想效仿朱元璋追尊四世先祖为皇帝的做法，追尊自己的生父为大明皇帝。仅在登极典礼后的第五天，他就下诏让群臣讨论这个问题。朝中大臣有的拥护，有的反对，双方引经据典，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过去，父死称“考”。当时嘉靖帝想尊生父为皇考，以杨廷和为首的一些大臣极力主张让嘉靖帝称伯父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称生母兴献王妃蒋氏为皇叔母。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明确规定“兄终弟及”必须是嫡母所生，庶母所出无权继承，也就是说，只有武宗朱厚照的生母孝康敬皇后张氏生的武宗的亲弟兄才有资格继承皇位，而嘉靖帝显然不符合这一祖训，因为朱厚熜的父亲是宪宗皇帝朱见深的一个妃子生的，这个妃子始终没有晋封为皇后，其后代是不能继承帝位的。所以，嘉靖帝的帝位不具有正统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廷和等人采取的措施是，套用《皇明祖训》的规定，人为地把嘉靖帝看作武宗的亲弟弟，算作由兴献王过继给孝宗为皇子，以此解决嘉靖帝位的正统性问题。这样，朱厚熜就可以以大行皇帝之同胞弟的身份继承皇位。嘉靖帝虽无法作堂兄武宗的儿子，但必须作武宗的父亲孝宗的儿子，这样大宗才算不绝。依此推断，嘉靖帝应该改变称谓，称伯父孝宗为父亲，称伯母张皇后为母亲，而将自己的亲生父母当叔婶来对待。
尽管这种安排在皇室和民间很是常见，但嘉靖皇帝却极为反感，因为这样一来，嘉靖帝变成了入嗣孝宗，和武宗成了亲兄弟。兴献王只有嘉靖帝一个儿子，这样一来岂不是绝了后么？家族香火断绝，此罪可不小。当年九月，嘉靖帝生母蒋氏到达通州。她听到朝廷让儿子认孝宗为父，便以位号未定不肯入都，滞留郊外示威。嘉靖帝将此事禀告张太后，并以退位相威胁胁。张太后等人只得让步，命杨廷和代嘉靖帝草敕：“圣母慈寿皇太后懿旨，以朕缵承大统，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嘉靖帝批准了这个草敕，蒋氏才答应进京并以皇太后的礼仪进入皇宫。据《明实录》记载，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王为兴献帝，母为兴献后。
事已至此，杨廷和以为事情已经搪塞过去。谁知又起波澜。张璁又上《大礼或问》一书：“议礼立制，权出天子，应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于是嘉靖帝又有所动。嘉靖元年(1522年)初，嘉靖帝召见杨廷和等人，诏令尊其父为兴献皇帝，其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等人极力反对，公然退还了嘉靖帝的手诏，并与群臣再次力谏，请求速定孝宗为皇考，本生父母可称帝，但不加皇字。
说来也巧，当时正赶上皇帝母亲居住的清宁宫后殿发生一场起因不明的火灾，你说怪不怪。杨廷和借机将这一事件看作是先皇的不满，奏称：“宫殿被灾，恐因兴献帝后加称，未安列圣神灵，天人感应，祖宗神灵不高兴，这正是老天爷对违反礼教的一种惩罚。”这时的嘉靖帝的皇帝位子还没坐稳，只好屈服。于是，嘉靖帝不得已，在对兴献帝后的追尊中，暂将皇字搁起。
这一回合，嘉靖帝否定了改称父母为叔父母之议，但仍表示承认入继孝宗。至此“大礼议”之争暂告一段落。
但是，事情远没有了结。嘉靖元年(1522年)底，当嘉靖帝的祖母去世时，杨廷和建议她的丧期只用一天，对葬礼的细节又引起争论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三十，嘉靖帝把大学士们召到跟前，亲自指示他们给父亲、母亲加上帝、后的尊称。大学士们当他的面不好拒绝，然而一退朝就立即声明反对这一敕令，拒绝奉行。这都激起了嘉靖帝对杨廷和等人的不满。
“大礼议”争论延续了三年，时间到了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这时的皇帝已羽毛渐丰。先前因迎合嘉靖帝而被杨廷和排挤到南京的刑部主事张璁再次上疏朝廷，旧事重提：“改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致使“大礼议”之争再度爆发。杨廷和以辞职表示抗议。嘉靖帝在他的辞呈上写了“听之去”三个字，最后杨廷和被削职为民。
杨廷和去职后，礼议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嘉靖帝下诏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生母称“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七月，嘉靖帝又召群臣于左顺门，也就是现在的太和门东边的协和门，宣诏去“本生”二字，更定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圣母章圣皇太后”。决心维护孝宗的大小官员359人，纷纷上书谏阻，指责嘉靖帝此举“不足取信天下”。嘉靖帝罢朝不理，并下旨替父亲立庙，准予修撰实录。
当时有200多个大臣认为这样做不合礼制，便纷纷跪在左顺门，高声力谏。这些人从早晨一直跪到中午，嘉靖帝终于按捺不住，一怒之下，逮捕了为首的8名大臣，仍不能制止跪谏。尤其在杨廷和之子杨慎及大臣王元正的鼓动下，奉天门(现在的太和门)前一时哭声大震，紫禁城内如遭新丧。嘉靖帝怒不可遏，将200多人下狱，才制止了左顺门跪伏事件。事后几天，四品以上官员被夺去俸禄，五品以下官员134人被廷杖，其中17位大臣竟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廷杖后贬到蛮荒边区。
就在一片棒打声中，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嘉靖父亲的神主自安陆州迎到北京，摆放进紫禁城内奉先殿旁特地为其新建的一座观德殿内供奉。嘉靖帝率文武群臣恭上册宝，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九月，嘉靖帝更定大礼，下诏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张太后为皇伯母。嘉靖帝的生父终于被尊为皇帝了，并将其王爷坟改称为显陵，改用黄琉璃瓦，监、卫、祠、署等陵寝机构完全按皇陵的制度建。嘉靖帝亲自撰写显陵碑，并改安陆州为承天府。嘉靖帝的皇室支系终成正宗，他亲自起草诏书，颁布天下。至此，长达三年的“大礼议”之争在嘉靖帝的高压下，终于告一段落。尽管结束了关于嘉靖帝双亲尊号的一切争论，但有关他们的礼仪的争论仍在继续进行。这时年近20岁的嘉靖帝用种种计谋试图提高父亲的身价。嘉靖五年(1528年)，嘉靖帝对父亲的神主只放在观德殿还是感到不满，于是令修撰《献皇帝实录》，并在太庙东边建世庙祭祀。献皇帝的世庙落成后，居京中各庙之冠，嘉靖帝亲题庙额。九月，奉安恭穆献皇帝神主于世庙。
这样，以杨廷和为首的多数文武百官，虽然苦争了三年半的时间，只因臣拗不过君，最终还是失败了。自此以后，朱厚熜更是变本加厉，对兴献王的尊号步步加封，嘉靖十七年，又将兴献王尊称为睿宗。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又将其神主升附太庙，排在武宗的神主之上，似乎其父在武宗之前就曾当过皇帝，统治过国家。这在中国宗庙制度史上，实为亘古奇闻！从中也能看出嘉靖帝非等闲之辈，但心思和手腕都用在这里，国焉得昌盛？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备废弛同样是国力衰微、政治糜烂的表征。一直为患北方边境的蒙古鞑靼部，狠狠地给了这位皇帝一记耳光。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北“虏”俺答，率十万铁骑从古北口以西的黄榆沟破墙而入。然后沿着密云、怀柔、昌平、顺义和通州，逼薄明朝的国都北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惨状至极，造成了嘉靖朝廷的极大震惊和恐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十四日，俺答在哈灰昂的指引下，沿朝河川驱兵至古北口关城之外。八月十七日，俺答到达通州，因受阻于白河，便扎营于白河东岸二十里的孤山，纵部下大肆杀掠。蓟镇失力，俺答又来到白河边，因而引起了朝廷的极震惊和混乱。八月十八日，俺答渡河西进。前锋七百余骑首先通近安门外，少数零骑竟进至保定。八月二十日，在东直门外，获御厩马夫八人，捆绑入见俺答。俺答对八人不杀，坐帐八人说:“若归见天子，好为我致书”，于是放他们回去。书中用词强硬，条件苛刻。要求用三千人作贡使，进城贡。许之，则可退兵。否则，即要打破城池，推翻朝廷。
因朝廷事先对俺答入侵毫无战守之策，当朱厚熜接到书信以后，吓得心惊胆战，无计可施。于是，在西内急召大学士严嵩、李本、礼部尚书徐阶等人商议对策。
几个人奉命到来以后朱厚熜指着俺答的书信，对严嵩等人说:何以应之？”严嵩历来奸猾，怕承担责任。于是，马上推卸说:“此礼部事。”礼部尚书徐阶一看，严嵩叫自己拿主意，也怕承担责任。于是，照样也推卸说:“事虽在臣，唯上主之。”叫朱厚熜裁定。朱厚熜本来就无计可施，一看大家都不发表意见，于是强忍怒气说:“正宜商议”。强令大家拿主意。徐阶无奈，只得应着头皮发表自己的见解。徐阶主张用缓兵之计，先给以拖延。即先令俺答退出大边之外。然后，派遣使臣携带番文书信投入大同边镇，再由大同守臣代为奏请。这样，往返数日，趁此之机，便可调集大量兵马前来应援固守。朱厚熜认为徐阶倡言可取，谕令再召廷臣集议。到了中午，廷臣才应召到齐。但因大家底惧朱厚熄严，又惧怕答势盛，担心提出倡言以后，追究责任。所以，彼此相顾，无人敢言。
俺答的书信虽然用词强硬，条件苛刻，但此次入侵的目的，还不是想推翻明朝取而代之。而是为抢掠财物、取利而来。所以，尽管请贡要求被朝廷拒绝，也并未驱兵攻城。只是将京师近郊抢光之后，于八月二十四日移营至清河以北，然后，又大掠良乡、西山和巩华城诸处。并有部分骑兵从昌平东北的东山口，分掠天寿山诸陵。
京师形势虽然如此严重，但朱厚熜依然深居西内，焚香祈祷，不出来视朝。几近亡国之时，朱厚熜依然信奉他那皇天上帝会发挥奇效，击退外敌入侵，真是荒唐可笑，大明朝的衰败可见一斑。
然而，国无明君不代表无贤臣，一般来说名臣出在皇帝昏庸之时，就像乾隆皇帝一直强调本朝无名臣，意指自己是明君。嘉靖帝本人实在难以同圣明联系起来，手下的内阁六部等也多权佞，不过嘉靖朝却出了一个在百姓心中足以和宋代的包拯相比肩的清官名臣，即海瑞。
这位就是海青天
海瑞上疏
嘉靖中期以后，朱厚熜刚愎自用，而且特别恶听谏言、擅长杀戮。在这种情况下，满朝文武大臣，都以阿谀逢迎或以结舌杜口为处事准则，丝毫不敢得罪这个暴虐皇帝。尤其在杨最、杨爵等人，因上疏议论时政而被处死或下狱以后，情况更是如此。但在嘉清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却有个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冒死上疏，严厉批评朱厚熜的误国错误。因而震动了整个朝廷。
海瑞在疏中批评朱厚熜被邪念所牵，信奉道教，而造成误国殃民的恶果。说朱厚熜登极不久，尚未成年，就被邪念所牵，信奉道教，一意修真，误入歧途。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竭天下民脂民膏，滥兴土木，加重百姓负担;二十余年不视朝，造成法纪松弛;卖官鬻爵，推广开纳事例，毁坏了国家名器。故使民不聊生，“盗贼”蜂起，国力日衰，误国误民。
疏中还批评朱厚熜性偏苛断，猜疑过敏，恶听谏言而造成的仕风大坏。说天下臣工都不敢向皇帝讲真话。皇帝修斋建醮，文武大臣就相率进香，道服从事;皇帝喜好“祥瑞”，文武大臣就争相进献或上表称贺;皇帝力主建造宫殿，督工大臣就驱使天下匠作竭力经营。这些都是“陛下误举之，诸臣误顺之”。虽然他们心里有怨言，却不敢上疏谏止。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谀之甚也”。
由于皇帝情偏苛断，又猜疑护短儿，偶有一，二个大臣不合皇上之意，就认为千百个大臣都是如此，诸臣多徇私废公。严嵩虽然被罢，但世上并未清明，距汉文帝时的圣政相差甚远。
自古以来，未闻有什么长生之例。尧、舜、禹、汤、文、武等，虽然他们的圣德政绩都很好，但却没有一个能够久世长生。至于道士、方士之流，哪有长生不死之说。而你却诚心向陶仲文求教道术，称他为老师。他自己都保不了自己性命，不能长生，难道你还能够长生吗？至于“仙桃”、“天更是怪宴甚。“桃必采面后得，药必制丽后成。无缘无故得了“仙桃”、“天药”，是它有腿自己走来的吗？说这是“天赐”，是上天伸出手来直接递给你的，其实，这些都左右奸人为欺骗你，想获得宠幸而做的假象罢了。但你却坚信不疑误以为实，这些做法都太过分了。
疏中说朱厚熜对朝政大事不允许大臣有任何的不同意见，非要“用人必欲其唯言莫违”，这都是思想偏激。当时严嵩在朝时，表面上曾对你有一点不顺从吗？真可算是与皇上同心。但后来却真相大白，戮首了事。嘉靖初年，户部尚书梁材，守道守官，历任有声，至今户部官吏还在称赞他。但在当初，梁材稍有抗争，你便认为他大逆不忠，将他罢职。由于你喜听顺言，文武百官都学习严嵩的逢迎顺从，而不敢效仿梁材的直率。这些人，都千方百计窥刺皇帝的喜怒，然后或是顺情逢迎，或是避讳不言。这些做法，到底对皇帝有什么好处呢？
海瑞上疏劝诫朱厚熜要每天视朝，经常召见辅臣、尚书、言官等人，讲论天下利害。如果皇帝能够翻然悔悟，君道明正了，那么也能使文武诸臣“洗数十年阿君之耻”。这样“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要改以前的积误并不难，“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不然总在迷途之域，整日击风捕影，轻举度世，枉费精力，最后将一无所获。
朱厚熜平时自尊心极强，特别怕大臣背后议论或当面指责自己的短处。可以说，一生当中，从来还没有听到过这样严厉、全面、深刻的批评谏言。当他览阅了海瑞的奏意以后立时大怒，将奏章扔在地上，马上对左右侍从说:“执之，无使得遁”。就是说，快把他逮起来，别让他跑了。此时大监黄锦正在身边，他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经黄锦这样一说，倒把朱厚熜弄得不知所措了。
过一会儿，等气稍消以后，又叫侍从拾起奏章重新再阅。因为海瑞的谏言，确实刺中了他思想上的要害，用词虽然锋利尖刻，但所举的一系列事实，又不能不引起他思想上的激烈反省。反复阅览，叹息不断，且又被海瑞大义凛然的精神所震慑，所以只得将海瑞的奏章留中数月，不好轻易处理。
朱厚熜虽然在口头上赞扬海瑞的直谏精神，却又为自己开脱说：“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就是说海瑞可与比干相比，但我却不象纣王那样无道哇。不久，朱厚熜生病，病中他召见大学士徐阶。他对徐阶说:“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视事？”又说:“朕不自谨惜，致起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诟詈耶！”就是说，海瑞说得都对，但我生病既久，怎么能视朝呢？我以前确实不自谨，致使身体多病，朝政废弛。但如果按海瑞的话去做，在便殿召见阁臣、尚书、议论朝政，岂不叫人讥笑？”
矛盾中的朱厚熜总是烦闷不乐情绪不好，便又旧性复发，经常捶打宫婢。其中一个宫婢被打以后说:“万岁受詈海瑞，以吾侪泄忿邪？”经宫婢这样一说，又激起了对海瑞的愤恨，于是令将海瑞逮捕下狱，并追问主使者。刑部尚书黄光昇希旨逢迎，拟海瑞死罪。狱词呈上以后，一方面朱厚熜思想上仍有反复，不好轻易下手;另一方面又有徐阶从中为海瑞说了不少好话，所以仍然留中不发，只令将海瑞禁锢狱中。
此时有个户部司务，名叫何以尚，揣测到朱厚熜没有杀海瑞的意思，于是上疏陈请将海瑞释放。这下，朱厚熜总算找到了出气的地方，立即将何以尚逮捕，先重打一百棍以后，锢进诏狱，然后又昼夜用刑。
事过了两个月以后，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驾崩。内阁首辅徐阶，为了缓和舆论，挽回朱厚熜的误国影响，特地为朱厚熜拟定了遗诏。除了承认笃信道教造成的误国误民错误以外，还特别强调，将因谏言或得罪皇帝而被下狱的一切职臣全部释放还官。因为海瑞的案情早已震动了整个朝廷，刚直精神很有影响，所以在穆宗登极不久，首先将海瑞和何以尚释放。释放以后，恢复原官。
世宗皇帝的最后归宿是十三陵之一的永陵，现在已是一片断壁残垣。
中间主祭祀的大殿已经不存，仅存遗址。
这位在明朝盛衰之间起关键作用的皇帝，由我通过几个片段给大家进行了粗略的展示，其人如何，相信各位心中也必然已经有了答案。千秋功过留与后人评说。历史就是由前人做后人评的事情，史家历来对此也意见颇多。
朱厚熜登极以后，确实想通过厘革宿弊，振兴纲纪来开嘉靖新政。但是也只是三分钟热度，不过几年嘉靖皇帝就专心致志的开始他的炼丹修道的人生了。他以道流为师，实行经术治国的误谬之道，思想上完全陷入了击风扑影的迷途之中。他所谓的治国之道，虽然自称是“法祖、安民、奉天、行道……”。
但实质上却完全是奉天、行道而已。他认为，只要通过设醮建典、频繁地祈祷上天，上天便能给天下万民带来福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把御“虏”剿“倭”、平息民乱、除灭奸臣、祛病消灾、长生不老等一切朝政大事，都仰赖于皇天上玄的“恩佑”和“眷爱”。因此，他把修斋建醮，广造观字，不但不视为是劳民伤财，反而视为是对天下万民“忠勤”和“仁爱”的表现。此等荒唐之举，误国之策也不怪毛主席批他昏庸老朽，白白做了四十几年的天下，就是不做事。只知道修仙长生，不顾百姓死活，实可谓昏君也。
朱厚熜在思想上完全陷入荒唐误谬境地的同时，又通过更定祀典、整理礼乐、滋长了十足的高傲自满情绪。他不仅蔑视历代帝王，还将朱元璋建明以来，一切行之有效的治国成宪和“皇明祖训”大都丢在一边。如此骄傲自大的帝王，实在罕见。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别方出心裁，胡举滥为。例如，他推尊生父为皇帝，硬加在太庙当中，这便变乱了明朝的统嗣关系;二十多年不视朝，造成了政纪废弛;大兴土木，购香市宝，造成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卖官鬻爵，滥肆封赏，玷污了国家名器;以喜怒偏情温理刑狱，扰乱了国家刑律;喜欢奉迎，恶听谏言，破坏了仕宦风气。国家的根基就被败坏的十分不堪了，幸有后来的张居正改革，把世宗，穆宗留下的烂摊子收拾了一番，大明朝又重新一振，可谓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大明朝又延续了几十年。
由于朱厚熜的昏愦和专断，大臣不受皇帝待见，且朱厚熜疑心极重，稍有不顺心意便动辄罢官免职更有甚者直接丢了性命。所以自张璁开始，一直到徐阶为止四十年换了八位内阁首辅，且无一例外都十分惧怕朱厚熄的暴虐和严酷，他们不仅缺乏杨延和的治国魄力和忠直精神，更为了保官持禄，而不敢公开倡言和忠直谏止。都以阿谀逢迎、讨好皇帝，作为自己的事君之道。这几位辅臣当中，又尤以严嵩最为典型。因此，在严嵩专权的二十年当中，正是嘉靖朝政最为黑暗，为腐败的时期。
既然皇帝昏愦，奸臣当道，这就必然要严损官场风气。在皇帝暴虐，奸臣专权的黑暗情况下，一些文武大臣，为了保住官位或者希求晋用，自然就要千方百计刺探皇帝的所好和奸臣的需求。然后，想方设法投其所好，以获高官厚禄。另一部分大臣，或是本人清正廉洁不想攀附，或是因为地位太低攀附不上，但为了避祸求生，对于朝政大事，也只能结舌社口，回避不谈了。致使言路堵塞，下情不能上达。朝政大计不能实行有效的兴革和补救。于是，只得由朱厚熜想入非非，任意所为了。嘉靖朝的政治于是越来越坏，到最后便彻底成了一个烂摊子。
严嵩当上礼部尚书以后，他就开始贪污受贿，要货贿己。而朱厚熄对此又不加深究。所以受贿索贿的风气便迅速在各级官吏当中蔓延开来。仅大兴土木一项虚报、冒报的数额就无法计算:乾清宫损坏一扇门窗，修理造价就要白银五千两。修建琉璃河桥，预计造价需用白银一百万两，而经朱厚熜一查问，就迅速减至九万两。
为此，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上奏道:“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钱粮出纳之侵渔，驿传往来之泛滥，里甲困于供亿，粮草苦于诛求巡盐、捕盗执法交通、入官视事循例取索，假公用而科敛任隐奸蓄匿不可枚举。”王廷相对文武百官的贪情污科索现象，做了全面详尽的揭露，朱厚熜当政时期，大臣之间构私树党，互相倾压的现象随着大礼议的兴起而兴起，随之愈演愈烈，到了严嵩专权时期问题最为严重。专权者总要网罗亲信，交结朋党。而自尚书以下的文武百官，为了保住官位或者求得重用，也必然要在当权者中间寻找靠山。这样，辅臣之间的权力之争，必然也要影响到下级官吏。于是盘根错节，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各自的势力网络。如果其中一方失败，就必然要株连下层，殃及万千。
政治危机使民变、“夷乱”，岁无宁日。土地高度集中，赋税徭役日益加重，平民百姓被逼向绝路。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有“父食死子，母弃生儿”的惨状。不得已，能背并离乡，结队流亡，。广大平民既无生存之路，他们必然就要起而造反。从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九月不同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就先后发生过百余起。这些起义，虽然不如正德时期，刘六、刘七等人的起义规模庞大，但却此起彼伏，从来没有停止过。
尤其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江西赣州府安运县的叶槐、龙南县的李文彪，都各自拥众万人以上。不仅流民结队入伙，就连地方官吏也为他们通风报信，充当耳目。除了农民起义以外，西南几十个少数民族，因为不断受到明朝政府的歧视和压迫，造反活动也十分频繁。虽然从嘉靖五年(1526年)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朱厚熜曾先后派遣姚漠、王守仁、卢苏、王受、林富等人，调遣十万官兵对广西田州的土舍、岑猛，进行过大规模的国剿。但仍是不能彻底平息。
往往是屡剿屡反，岁无宁日。嘉靖嘉靖，言百姓家家皆净，至此时大明朝在嘉靖皇帝的手中已经腐败衰朽，若不是后来的张居正改革，恐怕大明朝就要被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埋葬了。
清人编的明史给与了朱厚熜这样的评价：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不已过乎！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这个评价可是给的很高了。
然明世宗朱厚熜的一生，罢斥太监，弃外戚，将一切朝政大权全部集中在自己之手，昏愦专断，乖僻暴虐，一昧追求修仙炼丹，二十多年不上朝，不仅给严嵩的奸鄙造成可乘之机，也使嘉靖朝政陷入了全面的危机和严重的衰败之中。这种危机和衰败，大伤明朝的元气，从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可以这样说，大明朝的灭亡的根源，最早始于世宗之误国。
答疑环节
Q：我觉得嘉靖和万历皇帝有很多相似之处。二人都以昏聩闻名，而且万历还有个“争国本”，你觉得“争国本”和大礼议可比么？A：争国本和大礼议其实说到底都是对封建正统秩序的颠覆，这两件事在这一点上如出一辙，朝廷之中的大臣们大多都是读了十几年书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看着皇帝胡来，只不过万历他祖父手腕太强硬，一出手就打死了十几个人，万历性子软弱，只能是跑到深宫里睡大觉，以此来对抗那些守旧的大臣们。说到还是万历手段不足，没有嘉靖的帝王权术高明罢了。
Q：请问师弟平时看有关明史的书都有哪些呀？A：明史看了实录部分，其他的还有明鉴之类的正史，由于我始终认为历史应当严谨，所以那些比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之类的通俗读物没读过，只是听说过。其他的还有一些通史类的，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还有历代政治的得失等等。
Q：师弟～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入的明史这个坑吗？中华上下五千年，为什么对明史最感兴趣呢？A：怎么说呢，就是单纯的喜欢历史，从初中开始，喜欢历史，甚至上课也看一些历史读物，然后慢慢地也有了一些自己的喜好，我不是很喜欢乱世，诸如春秋战国，五代十国等，就不是很喜欢，战争从杀伐太过血腥，比较喜欢大一统的盛世，最喜欢的就是汉唐宋明，尤其是明朝，我觉得明朝的方方面面和近现代有些关联，加之史料丰富，更有嚼头吧。
Q：请问师哥，孙中山死于北京为何要葬在明孝陵旁边，这样不是拿他跟朱元璋比吗？朱元璋是大明开国皇帝，孙中山这样不是抢了朱元璋的龙脉吗？还有朱元璋的陵墓葬于南京，为何十三陵在北京，其它皇帝没有要葬于南京的想法吗？
A：首先，孙中山先生以驱除鞑虏为己任，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在那个年代的说法是为汉人报仇，为大明报仇，大快人心，所以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亲自去朱元璋的明孝陵拜祭，以告慰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在那个时候，孙中山就被认为和朱元璋相提并论，因为朱元璋以驱除胡虏为己任，建立明朝，二人功绩相当，
关于朱元璋在南京，十三陵在北京一事，主要是朱棣在靖难之役之后迁都北京，在北京建陵，后世子孙当然不能把都城重新迁回南京，如果在南京建陵，送葬工程太过浩大，且朱棣的儿子朱高炽若是在南京建陵，就等于抛弃了在北京的父亲，这是违背孝道的，历朝历代以孝治天下，当然不能这样做。
那说到孝道，朱元璋的父母葬于濠州（今滁州），朱元璋怎么没有考虑葬回自己的出生地呢？
龙脉一事，你不能说两个陵挨得近就是破坏风水，那十三陵作何解释，清东陵又作何解释？
其实，陵寝选址问题，在封建时代是一个大事，甚至关乎国计民生，所以要选风水最好的，其次清朝努尔哈赤皇太极陵墓在也是在盛京附近，宋朝皇陵北宋在开封南宋在杭州，汉唐陵墓都在长安附近，可以说是个成例，且皇帝要死后在阴间审视万里河山，不能葬在祖籍，陵墓在都城便于祭祀，中都凤阳尚未建成，且路途遥远送葬工程极为浩大，明朝建国之初，尚无此等国力。
来源|五月live
编辑|刘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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