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 砥定江山之无上尊荣的“龙兴之地” 福运沈阳-沈阳市旅游委员会

蒋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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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左右中国局势的几股力量上演了终极对决，唯一的赢家清廷从盛京迁都北京。形势变化如此急剧，连清朝的王公大臣们都一时难以适应，这时他们要急于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给盛京定位。
经清初太祖、太宗两代30余年的着力经营，盛京地区已成为大清稳定的根据地，又是“八旗”兵民的老家和兵源补充地。后方的稳定和发展对于巩固中央政权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顺治在北京再次登基的那一天，盛京也被宣布为陪都。其应有的特殊的政治地位不变，与大清近300年的历史相始终，正所谓“陪都重地，根本所关”。
与此同时，清朝设立了与中央行政机构相一致的盛京五部：礼、工、刑、兵、户部，旗籍人事由此管理。与北京的顺天府这个特区相比，仅缺吏部一衙。除使用纯满洲人外，在官员品级上也高于各省的府、州县。五部拥有独立性，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但一般事务还要与奉天府尹商量。奉天府则管辖八府、五直隶厅、三厅、六州，实际是管辖着辽、吉、黑三省及内蒙古科尔沁旗等广阔地区。
从顺治开始，历时近五十年，清朝又修筑了一条西接长城、东抵黄海之滨，总长达三千余里的“柳条边”，以之“别内外”、“防根本”，明确在盛京辖区，界划出一片特殊的禁地，严格防护着这一片被视为“龙兴之地”的禁区。直接辖制奉天府之地的盛京城，类似于国中之国，并成为皇家“后库”，很多重要的典籍、珍宝皆被送回盛京“敬谨恭贮”。
就像外面的世界再迷人，孩子待久了也会想家一样，紫禁城中的少年天子福临，总会涌起对盛京的乡愁来。皇帝的乡愁当然不能和普通人一样，表达为铭记先皇恩德才会体面些。
顺治五年（1648），顺治为努尔哈赤以上的四世——那些曾居于抚顺一方的女真族部落小王加谥“皇帝”尊号，定庙号，尊始祖泽王为肇祖原皇帝；五世祖庆王为兴祖直皇帝，高祖昌王为景祖翼皇帝。顺治七年（1650），顺治立福陵、昭陵石像，那些陵前卧骆驼、立象、马、麒麟、擎天柱、望柱等，历经三百年风烟至今。
两年之后，顺治又修缮了努尔哈赤立国初所建兴京显佑宫与皇太极修建的皇寺，他命人将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用过的铠甲与弓矢放到盛京皇宫里面，并让人在兴京的显佑宫里复制了一份。
顺治十二年（1655），顺治又特别下了一道谕旨，表达了对故乡的款款眷恋：“顾瞻陵寝，邈在天涯。以日为岁，每临餐废箸，中夜以兴……”
本来顺治准备第二年的年初便东行盛京，但因为和硕承泽亲王等人上疏畿内水灾，南征大军尚未回归，他不得不等到四月，又从四月推到十一月，即将东行的时候，又有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拦驾。于是，决定将此事再次延期，延期到顺治十四年（1657）的七月启程。
顺治一天天地熬到了顺治十四年（1657）六月，正当准备出行时，六科给事中朱徽等人又上疏劝阻，“盗贼未靖，师旅繁兴”，这便是顺治在人生最后几年一再遇到的处境。不过，顺治仍在下意识地做出最后的努力，甚至北京礼部已经与盛京礼部进行了对接，朝鲜来的使臣已经来到盛京准备迎驾，最后一刻，顺治还是放弃了努力。
到了顺治之子康熙当政时，则将父亲的夙愿变为说走就走的东巡。而在东巡前后，康熙又把对盛京先皇“龙兴”的惦念，转化为提携盛京的直接行动。
早在康熙四年（1665）的时候，康熙在盛京里设立了奉天府学，这也是东北地区清代儒学的正规教育。康熙还规定，奉天府学的教员可以与直隶、江苏、安徽教官通用，从文化发达处输入教员，这明显是对奉天缺乏人才的状况给予了支持。
顺治曾经规定，盛京看守陵寝及山海关各处城守章京等职位，均由北京派授。于是一代代官吏携家带口，身赴辽远之地，而前一任在北京的房屋田地都留给新任官吏，常常导致前官的孤孀生活无所倚仗再无法回京，如果留在关外，依旧是生活困苦、无所着落。康熙感慨之余，规定这些官职不再自京补授，直接由盛京将军选择贤能者顶补，既免除官吏迁移之苦，又给盛京人才以广阔的升职空间。
与此同时，康熙更给予这个边塞的重镇钢铁般的意志。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特意批准户部拨地给盛京附近的新满洲官兵，这表明，新满洲军事驻守、民事垦荒，已俨然成为盛京城的一个重要课题了。新满洲和与福临“从龙入关”的老满洲是相对的，他们填补着征战全国、三藩之乱等战争后的军事空白，康熙甚至发布过凡招编100户新满洲者给头等军功的命令。
不断编入盛京的新满洲，给这座城市带来一片生机，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盛京城来了年轻力壮的一批新满洲，他们是伯都纳、齐齐哈尔等地的锡伯族壮丁，他们是盛京城里最强壮的战士，前后总共54个牛录的锡伯族人，在百年之中为盛京开垦了40万亩的荒地。
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对盛京城重建，再开八个边门，增修盛京边墙，更使盛京具有了国都的风范。
康熙三次东巡每次离开盛京时，城里的文武大小官员、兵民、商贾、耆老、妇女、童稚都自发地聚集郊外，为他叩首欢呼，为他焚香跪送。康熙也欣慰于他能在缓慢的时光中雕刻这座城市，带给它新的恢弘气象。
在乾隆帝看来，盛京则是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奉乾隆之命编撰的《钦定满洲源流考》对于盛京有这样的描述：“盛京山川浑厚，土壤沃衍。盖扶舆旁薄，郁积之气所钟，洵乎天府之国，而佑我国家亿万年灵长之王业也。”
而乾隆于乾隆八年（1743）东巡，来盛京祭祖时，更因当地的农业丰收而即兴作诗《今年奉天各县有收喜而有作》：
遍野黄云尚作堆，翠华行处鲜芋莱，
东澧西涧歌农庆，犹想当年即有邰。
诗中的“芋莱”泛指秋菜；芋，即芋头；莱，为萝卜；“东澧西涧”，泛指河流小溪；“即有邰”，源自《诗经·大雅·生民》“即有邰家室”，指古老的有人居住的地方。
第一次东巡的乾隆，既见到了盛京大地遍地金黄谷堆、翠绿蔬菜的丰稔景象，又看到了河畔溪间农民欢庆歌舞的情形，这令这位年轻帝王欣喜若狂，由衷地想为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百姓吟诵。也许正因此次东巡所激发的快乐基因，乾隆成了东巡次数最多的清代帝王。

柳条边是清廷为维护“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龙兴重地”而修筑，始筑于崇德三年（1638），康熙二十年（1681）基本完成。此图反映了当时柳条边的大致走向。

盛京三陵衙门建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位于大东区三陵巷。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东巡祭祖，都由三陵衙门负责接待。此照片摄于1910年。

一进盛京将军行署门大门，正门影壁上有“陪都留守”四个大字。摄于1902年。

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陪都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