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 砥定江山之无上尊荣的“龙兴之地” 福运沈阳-沈阳市旅游委员会

蒋多多| 砥定江山之无上尊荣的“龙兴之地” 福运沈阳-沈阳市旅游委员会

蒋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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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左右中国局势的几股力量上演了终极对决,唯一的赢家清廷从盛京迁都北京。形势变化如此急剧,连清朝的王公大臣们都一时难以适应,这时他们要急于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给盛京定位。
经清初太祖、太宗两代30余年的着力经营,盛京地区已成为大清稳定的根据地,又是“八旗”兵民的老家和兵源补充地。后方的稳定和发展对于巩固中央政权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顺治在北京再次登基的那一天,盛京也被宣布为陪都。其应有的特殊的政治地位不变,与大清近300年的历史相始终,正所谓“陪都重地,根本所关”。
与此同时,清朝设立了与中央行政机构相一致的盛京五部:礼、工、刑、兵、户部,旗籍人事由此管理。与北京的顺天府这个特区相比,仅缺吏部一衙。除使用纯满洲人外,在官员品级上也高于各省的府、州县。五部拥有独立性,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但一般事务还要与奉天府尹商量。奉天府则管辖八府、五直隶厅、三厅、六州,实际是管辖着辽、吉、黑三省及内蒙古科尔沁旗等广阔地区。
从顺治开始,历时近五十年,清朝又修筑了一条西接长城、东抵黄海之滨,总长达三千余里的“柳条边”,以之“别内外”、“防根本”,明确在盛京辖区,界划出一片特殊的禁地,严格防护着这一片被视为“龙兴之地”的禁区。直接辖制奉天府之地的盛京城,类似于国中之国,并成为皇家“后库”,很多重要的典籍、珍宝皆被送回盛京“敬谨恭贮”。
就像外面的世界再迷人,孩子待久了也会想家一样,紫禁城中的少年天子福临,总会涌起对盛京的乡愁来。皇帝的乡愁当然不能和普通人一样,表达为铭记先皇恩德才会体面些。
顺治五年(1648),顺治为努尔哈赤以上的四世——那些曾居于抚顺一方的女真族部落小王加谥“皇帝”尊号,定庙号,尊始祖泽王为肇祖原皇帝;五世祖庆王为兴祖直皇帝,高祖昌王为景祖翼皇帝。顺治七年(1650),顺治立福陵、昭陵石像,那些陵前卧骆驼、立象、马、麒麟、擎天柱、望柱等,历经三百年风烟至今。
两年之后,顺治又修缮了努尔哈赤立国初所建兴京显佑宫与皇太极修建的皇寺,他命人将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用过的铠甲与弓矢放到盛京皇宫里面,并让人在兴京的显佑宫里复制了一份。
顺治十二年(1655),顺治又特别下了一道谕旨,表达了对故乡的款款眷恋:“顾瞻陵寝,邈在天涯。以日为岁,每临餐废箸,中夜以兴……”
本来顺治准备第二年的年初便东行盛京,但因为和硕承泽亲王等人上疏畿内水灾,南征大军尚未回归,他不得不等到四月,又从四月推到十一月,即将东行的时候,又有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拦驾。于是,决定将此事再次延期,延期到顺治十四年(1657)的七月启程。
顺治一天天地熬到了顺治十四年(1657)六月,正当准备出行时,六科给事中朱徽等人又上疏劝阻,“盗贼未靖,师旅繁兴”,这便是顺治在人生最后几年一再遇到的处境。不过,顺治仍在下意识地做出最后的努力,甚至北京礼部已经与盛京礼部进行了对接,朝鲜来的使臣已经来到盛京准备迎驾,最后一刻,顺治还是放弃了努力。
到了顺治之子康熙当政时,则将父亲的夙愿变为说走就走的东巡。而在东巡前后,康熙又把对盛京先皇“龙兴”的惦念,转化为提携盛京的直接行动。
早在康熙四年(1665)的时候,康熙在盛京里设立了奉天府学,这也是东北地区清代儒学的正规教育。康熙还规定,奉天府学的教员可以与直隶、江苏、安徽教官通用,从文化发达处输入教员,这明显是对奉天缺乏人才的状况给予了支持。
顺治曾经规定,盛京看守陵寝及山海关各处城守章京等职位,均由北京派授。于是一代代官吏携家带口,身赴辽远之地,而前一任在北京的房屋田地都留给新任官吏,常常导致前官的孤孀生活无所倚仗再无法回京,如果留在关外,依旧是生活困苦、无所着落。康熙感慨之余,规定这些官职不再自京补授,直接由盛京将军选择贤能者顶补,既免除官吏迁移之苦,又给盛京人才以广阔的升职空间。
与此同时,康熙更给予这个边塞的重镇钢铁般的意志。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特意批准户部拨地给盛京附近的新满洲官兵,这表明,新满洲军事驻守、民事垦荒,已俨然成为盛京城的一个重要课题了。新满洲和与福临“从龙入关”的老满洲是相对的,他们填补着征战全国、三藩之乱等战争后的军事空白,康熙甚至发布过凡招编100户新满洲者给头等军功的命令。
不断编入盛京的新满洲,给这座城市带来一片生机,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盛京城来了年轻力壮的一批新满洲,他们是伯都纳、齐齐哈尔等地的锡伯族壮丁,他们是盛京城里最强壮的战士,前后总共54个牛录的锡伯族人,在百年之中为盛京开垦了40万亩的荒地。
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对盛京城重建,再开八个边门,增修盛京边墙,更使盛京具有了国都的风范。
康熙三次东巡每次离开盛京时,城里的文武大小官员、兵民、商贾、耆老、妇女、童稚都自发地聚集郊外,为他叩首欢呼,为他焚香跪送。康熙也欣慰于他能在缓慢的时光中雕刻这座城市,带给它新的恢弘气象。
在乾隆帝看来,盛京则是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奉乾隆之命编撰的《钦定满洲源流考》对于盛京有这样的描述:“盛京山川浑厚,土壤沃衍。盖扶舆旁薄,郁积之气所钟,洵乎天府之国,而佑我国家亿万年灵长之王业也。”
而乾隆于乾隆八年(1743)东巡,来盛京祭祖时,更因当地的农业丰收而即兴作诗《今年奉天各县有收喜而有作》:
遍野黄云尚作堆,翠华行处鲜芋莱,
东澧西涧歌农庆,犹想当年即有邰。
诗中的“芋莱”泛指秋菜;芋,即芋头;莱,为萝卜;“东澧西涧”,泛指河流小溪;“即有邰”,源自《诗经·大雅·生民》“即有邰家室”,指古老的有人居住的地方。
第一次东巡的乾隆,既见到了盛京大地遍地金黄谷堆、翠绿蔬菜的丰稔景象,又看到了河畔溪间农民欢庆歌舞的情形,这令这位年轻帝王欣喜若狂,由衷地想为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百姓吟诵。也许正因此次东巡所激发的快乐基因,乾隆成了东巡次数最多的清代帝王。

柳条边是清廷为维护“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龙兴重地”而修筑,始筑于崇德三年(1638),康熙二十年(1681)基本完成。此图反映了当时柳条边的大致走向。

盛京三陵衙门建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位于大东区三陵巷。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东巡祭祖,都由三陵衙门负责接待。此照片摄于1910年。

一进盛京将军行署门大门,正门影壁上有“陪都留守”四个大字。摄于1902年。

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陪都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