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 社会学学科应用性困境及其消解路径 田毅鹏-社会科学辑刊

蒋多多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4期，第84-88页
导 读
【摘 要】作为基础性的“上位学科”，社会学自其诞生之时起便面临“理论—学术性”和“应用性”关系的调适问题。在现实中无论是社会学研究者还是政府都似乎对社会学的应用性表现出更大的期待。但社会学学科应用性拓展却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局，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学学科“理论—学术取向”和“应用取向”之间的脱节、学科体系内部分支学科专业化发展程度的局限等。为此，积极回应由当代经济社会剧烈变迁而引发的诸多新的社会需求、加强社会学学科的经验研究和知识积累、调适学科内部关系，应成为社会学提升其学科应用性、把握学科发展的新机遇。
【关键词】社会学；应用性；社会需求；消解路径
【作者简介】田毅鹏，政治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社 会 学 学 科 的 “ 理 论 — 学 术 性 ” 和 “ 应 用性”之辩，是自社会学学科诞生伊始即发端的原社会学问题。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这种论争在不同阶段频繁地得到某种意义上的“重复”和“再现”。一般说来，所谓社会学的“理论—学术取向”，主要是指社会学学科的建立需要建构起一个关于社会的系统完整的理论解释系统，同时给出一整套关于社会的概念、命题体系以及可供遵循的基本分析研究模式。只有具备了上述条件，作为基础性“上位学科”的社会学才能称之为“学”，其学科的存在才是合法的。基于上述认识，社会学研究者最为崇高的学术目标应定位在“理论—学术”贡献领域。而所谓社会学学科的应用取向则主要是指“研究者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或直接的动机和行为倾向，是服务于解决社会问题或为有关机构、部门提供政策依据”。事实上，上述两种取向之间本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而应是一种相互借重和交互支持的关系。但在现实中二者却常常是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和直接对立。
在社会学席卷欧陆的奠基创始时期，众多的社会学学科创始人为哲学出身的学者，其围绕着社会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诸多探讨都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色彩，其观点尚未脱离哲学学科话语的影响。进入 20 世纪初，伴随着社会学在北美的传播和发展，社会学在实现了学科化的同时，其实用性也开始大幅度增强，并由此出现了社会学学科应用化的第一次高潮。对此过程的发生及演化，学界似乎已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共识。“欧洲社会学的 理 论 性 很 强 、 比 较 抽 象 ， 甚 至 艰 涩 难 懂 。 相反，美国社会学没有那么深奥的理论性特征。当社会学的中心由欧洲转向美国以后，欧洲的理论型社会学就随之转变成实用型社会学。” “虽然孔德、斯本塞、涂尔干、韦伯以及其他早期的欧洲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贡献无可否认，但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名家的著作和理论里，哲学的意味仍很浓厚。以科学的经验法来研究社会现象最积极、最成功的确是美国社会学家们。”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审视社会学初入中国的晚清民国时期时，我们似乎也可发现，在清末民初，自社会学以群学之名传入中国社会之际，即带有极强的应用性。因为晚清时期传入的群学实际上是作为民族救亡图存的手段而引进的，这在康有为万木草堂聚徒开讲群学时便已明确揭示出其宗旨。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社会学学科重建的过程中，很多学者也都将社会学看作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最为切近的学科，将社会学的应用性空前地加以凸显。可见，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学学科也是作为社会问题解决的手段而重返历史舞台的，当时尚处于重建时期的社会学界的学者开始集中力量探讨社会学的应用性以及应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通过上述简单的纵向考察，我们似乎可以断言，无论是社会学在欧美社会的起源发展期，还是晚清时期社会学以群学形式传入中国以及学科中断后再度重建的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学家在理解和把握社会学的学科根性的过程中都着力强调学科的应用性。
新 时 期 为 深 化 社 会 学 学 科 应 用 性 问 题 的 理解，我们应着重围绕着以下几个影响因素展开进一步的理解和分析。
第一，就学科的体系和架构而言，将社会学学科划分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部分，是学科应用性提升的关键性起点。在社会学 学 科 发 展 史 上 ， 美 国 社 会 学 家 莱 斯 特 · 弗 兰克·沃德是最早将社会学明确划分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部分的学者。他认为，“应用社会学是研究所谓社会导进，即研究人类为了影响环境而设计的有用的行动。实际上，应用社会学主要研究那些与社会福利、社会事业、社会政策等问 题 有 关 的 领 域 ， 如 对 家 庭 、 教 育 、 犯 罪 、 宗教、社会工作、行政时事方面的研究”。当然，也有学者主张用纯粹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的概念框架来展开学科分析，如托尼斯认为，与纯粹社会学局限于概念阐述相反，应用社会学的任务在于 利 用 纯 粹 社 会 学 的 概 念 和 方 法 来 理 解 现 实 社会、研究历史变迁、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他认为，“如果说，纯粹社会学只限于认识和描述静止状态的社会实体，那么，应用社会学研究的是动态，即研究运动中的社会实体”。上述关于学科内部划分的观点，打破了学科发展浑然一体的原初状态，强调从理论与应用的互动关系中来理解社会学的学科特性，对社会学应用性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第 二 ， 关 于 学 科 人 才 培 养 及 就 业 系 统 的 形成。作为学科形成发展意义上的学科化，其内涵当然首先是指学科知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但接踵而来的便是人才培养体系和就业系统的生成问题。任何一门学科一旦其走向学科化，便自然应该具有上述双重功能。此双重功能的关键在于，学科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思想”的存在，而且是 需 要 通 过 作 为 “ 从 业 者 ” 的 “ 教 师 ” 和 作 为“求学者”的“学生”同时在场而获得的一种真实的存在，并由此形成以社会学学科为主旨追求的“学科共同体”。在这层意义上，学科的发展便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思想”活动，更是一种建立学科与社会深度互动交流的有效机制。任何一个体系化、理论化的学科体系，都需要在与社会的互动中获得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承认，这种承认不是虚幻的、形式上的，而是真实具体的。在现实中这种“承认”往往需要依靠具体的就业率和社会认可率来加以表现。
第三，社会学应用性提升过程中将面临的一系列特殊困难和挑战。虽然早在社会学学科建立之 初 ， 学 界 便 特 别 强 调 社 会 学 学 科 的 应 用 性 问题，但我们在社会学学科的现实发展中却发现其应用性之提升仍存在一些严重的缺憾：（1） 虽然我们很早便实现了社会学科“理论—应用”的分途，但现实中学科体系内部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的学科分支体系建设尚处于初级状态。（2）学科体系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有待于进一步协调。（3） 虽然新世纪人类文明及社会业已呈现出一些值得特别关注的新的演化趋向，但社会学学科未能作出有效的回应。（4） 虽然 我 们 业 已 意 识 到 人 才 培 养 和 就 业 体 系 的 重 要性，但在现实中学科就业势头仍不占优。因此，如何增强学科的应用性，获得社会的认同，使得学科学子们有一个较好的职业前程，自然成为学科发展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社会学学科“应用性之困”的发生原因分析
虽然绝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业已意识到提升社会学学科应用性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已采 取 了 一 系 列 努 力 和 行 动 ， 以 切 实 推 进 这 一 过程。但毋庸讳言的是，在社会学学科的现实发展中 ， 学 科 的 应 用 性 提 升 仍 存 在 着 较 大 的 拓 展 空间。由此，系统总结、分析社会学学科应用性提升陷入困局的原因，便显得格外重要了。
1. 社会学学科“理论—学术性”取向和“应用性”取向间的脱节
如前所述，社会学早在诞生之初，便是一个具有极强“理论—学术性”取向的基础性学科，其植根于社会宏观和微观分析基础之上的学科理论，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支撑。由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大体系中，社会学堪称是一种基础性的“上位学科”，其在专注自身特定研究领域的同时，还要为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支持。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学科的公共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就社会学产生最为直接的社会背景而言，其又是为回应现代工业社会的挑战而问世的，这似乎又决定了社会学学科崇尚事功的“入世取向”。
从表面上看，这两种取向似乎并不矛盾，但在现实中却经常会出现矛盾或不一致的现象，需要一个复杂的调适过程，而且两种取向之间的关系一旦出现偏执，便会导致学科发展的偏向和脱节，难以获得健康发展。事实上，早在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便有学者意识到上述关系调适的艰巨性，提出在学科理论方法的规范性和本土性方面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过于强调社会学的应用性恰恰可能会导致社会学学科沉湎于简单的实用性，而难以实现学科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尤其是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社会学作为地道的舶来品，其理论存在着切实的本土调适问题。那种脱离本土的社会研究因其“本土契合性”的缺失而必然走向凋敝。“本土契合性”命题是台湾著名学者杨国枢提出的概念。他认为，“特定社会或国家的特定社会、文化、历史、哲学及其成员的遗传因素，一方面影响或决定当地民众的心理与行为；另一方面又影响或决定了当地心理学者的问题、理论或方法。也就是经由这样的一套共同因素 的 机 制 ， 才 可 保 证 当 地 心 理 学 者 所 研 究 的 问题、所建构的理论、所采用的方法，能够充分适合当地民众之心理与行为。也只有这样所建立的知识体系，才能符合当地民众的需要”。叶启政也认为东亚社会学的“实用”和“移植”性格，阻碍了本土社会学的原创力和想象力。 当然，反向观之，如果社会学的学科应用性无法拓展，其理论性的伸展也将受到严重局限。可见，对学科的应用性的强调成为一把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好，将对学科的发展起到明显的滞阻效应。
2. 社会学学科体系内部分支学科专业化发展程度的局限
众所周知，社会学是一个由一系列分支学科构成的集合性学科。在近年来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的学科分类的框架下，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社会工作、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被列为社会学的七个二级学科。如何处理好各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和分工，对于社会学应用性的拓展至关重要。如通常认为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社会工作是作为“行动的社会学”而存在的，既然是行动的社会学，那么其行动所指向的对象就应非常明确。如医务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等具体领域的划定，如果没有这种细目化的规制，就不可能达 致 职 业 化 和 专 业 化 的 境 界 ， 只 能 在 “ 全 科 状态”下运行。此外在这里还涉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基础性学科，社会学学科的职业化程度也存在明显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学科应用性的发展与其职业性简单地勾连起来，但在现实中，任何一个学科，如果其发展不能与职业发生真切的关联，则必然面临发展的真实困境。学科职业化和就业的实现，往往与学科的领域化直接相联系，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只有那些实现高度领域化的学科，才能更好地实现其人才培养的职业化。
3. 国家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学科应用性拓展的影响
在谈及以国别为单元的社会学应用性等特质时，人们经常会援引美国社会学的例证。众所周知，起源于欧洲的社会学传播到北美之后，受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影响，迅速走向应用化。美国是崇尚实用主义的国度，社会学进入美国后，开始 迅 速 关 注 城 市 化 、 就 业 、 医 疗 等 社 会 现 实 问题，并着意探求解决之道，从而赋予了美国社会学的实用根性。“欧洲社会学的力量在于它自己的理论传统，而商业应用研究领域里的一些新观点多半出自美国。 目前在美国， 如果不说上千，至少也有数百个从事应用研究的组织 ，其中有大的也有小的、有国立的也有私人的。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工程方案、管理决策体系和实际建议，而且这一研究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而在中国，社会学无论是在晚清传入期，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学科重建期，包括政府和知识界在内的整个社会都期望通过社会学的引入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毫无疑问，这与当时国家民族危机的状态和改革开放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直接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中中国社会学的应用性拓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这似乎与 中 国 长 期 以 来 的 “ 弱 社 会 ” 传 统 有 关 。 历 史上，早在周秦时期中国即形成了以王权或皇权为中心的“大共同体本位”的格局，作为“小共同体 ” 的 社 会 不 甚 发 达 ， 延 续 着 “ 强 国 家 、 弱 社会”的传统。新中国建立后的单位社会也是一种基于“国家—单位—个人”纵向调控体系建立起来的“总体性社会”，诸多社会功能都被吸纳到单位组织之中。改革开放后，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总体改革目标之下，政府开始主动让渡出空间，使得社会逐渐拥有自主生长的空间，但其成长与发展之路依旧是坎坷漫长的。有的学者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时曾经指出，“中国经济转型为何能大胆搞，而社会转型却那么难？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府太过强大，以至于社会处于被动，从而导致中国社会转型难上加难，所以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建设的迟滞当然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中 期 ， 在 回 顾 中 国 社 会 学 以 往 发 展 经 验 教 训时，就有学者指出，由于学科的不成熟、理论的不完善和队伍的不健全，中国社会学对许多重大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显得力不从心，处于没有发言权或发言权不足的境地。社会学的特色和优势尚未充分地显现。这其中有学科自身的原因，也有客观条件的影响。
三、社会学学科应用性拓展的推进路径
通过对中外社会学学科发展轨迹及其所面临现实问题的梳理，我们发现，新时期社会学学科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发展机遇，如果我们较好地回应上述需求和挑战，便可把握学科发展的新机遇。
1. 积极回应由当代经济社会剧烈变迁而引发的诸多新的社会需求
从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开始，当代人类社会便呈现出一系列发展和演变的新趋向，在给包括社会 学 在 内 的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提 出 了 新 的 挑 战 的 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民族国家框架展开的，而全球化却向我们展示出一系列超出民族国家范围的行动和现象。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构建社 会 学 学 科 体 系 便 成 为 当 务 之 急 。 再 如 ， 近 年来，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化的发展，社会开始 迅 速 走 向 个 体 化 ， 导 致 传 统 的 社 会 性 急 剧 消解，从而使得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不得不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社会学对此应作出积极回应。此外，网络社会所展示出的一系列新的社会样态和大数据分析等，也给社会学提升其学科应用性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2. 加强社会学科的经验研究和知识积累
社会学学科自建立以来便一直保有一个优秀的经验实证研究传统。本文在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 “ 理 论 — 学 术 ” 与 “ 应 用 ” 间 的 密 切 互 动 关系 ， 主 要 是 因 为 在 学 科 应 用 性 具 体 推 进 的 过 程中，我们惯常的做法往往是直面问题、直接追求应用。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却告诉我们，忽视了理论前提和学术规范的简单而直接的应用，非但不会增强学科的应用性，相反却会走向日益严重的弱化。对此，社会学家默顿似乎早有洞察，他指出：“我对于社会学家面临的实际问题与他们所积累的知识和技艺之间这条鸿沟的强调，当然不是说社会学家不应寻求去发展日益综合的理论或者不应从事研究直接相关的迫切的实际问题，更不 是 说 社 会 学 家 应 该 刻 意 去 研 究 琐 碎 的 实 际 问题，而是认为各种基础研究和理论概括都相应地与特定的实际问题密切相关，至少是有着潜在的相关。但是，重新确定相应的历史意义是很重要的。社会实际问题的紧迫或重大并不保证这一问题 就 能 得 到 及 时 的 解 决 。 在 任 何 特 定 的 历 史 时期，科学工作者都只能解决某些问题，而对其他问题一筹莫展。应该切记，需要只不过是发明之母，社会积累的知识才是其父。除非二者结合在一起，否则，需要永远产生不了发明。当然，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需要会与知识结合在一起，但是这种结合需要时间，以便使知识具有足够的数量和能力去满足对它提出的需求。”
3. 学科内部关系体系的调适
如前所述，社会学学科是由多个二级学科构成 的 一 级 学 科 群 ， 其 内 部 分 支 学 科 间 的 关 系 调适，对于增强学科应用性具有重要意义。如在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从其诞生之时开始，便是作为“行动的社会学” 和“应用社会学”而存在的。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 开 始 ， 社 会 工 作 专 业 均 被 设 置 在 大 学 社 会 学系，这种状况即使现在也未曾改变。关于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关系，以往的争议是不大的，基本上大家都认为社会工作属于社会学的应用部分，或直接称之为“应用社会学”。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学重建后，更形成了“社会学+社会工作”的特 殊 体 制 。 虽 然 这 一 体 制 与 国 际 上 并 不 特 别 接轨，但却体现出中国社会学进入社会、强化学科应用性的良苦用心。在社会治理积极推进的新时期，社会学学科内部应加强学科整合和学科内部关系的调适。在加强和完善理论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同时，也注意将应用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学应用性拓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纳入到学科建设的系统之中，形成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形影相伴的良好发展态势。此外，我们也要积极探索社会学学科的职业化之路。虽然大学的人才培养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追求职业对应性的存在，但我们不能排斥职业化。对于近年来社会学界围绕着社会政策规划师、社区规划师等有可能成为依托社会学而生成的新职业的探索，我们应予积极肯定。
附本文题录：
● 田毅鹏：《社会学学科应用性困境及其消解路径》，《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4期。
● 田毅鹏.社会学学科应用性困境及其消解路径[J].社会科学辑刊，2018（4）：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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