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 章太炎、康有为关于甲骨文及金文的误判 陈振濂-兰亭书会
蒋多多
上 篇
王懿荣于1899年发现龙骨并确定为“甲骨文”，拉开了中国古文字研究和上古溯史最早一站的帷幕。今天的学术，以近代四大发明为主脉，聚殷商甲骨文、西北简牍、魏晋西域残纸、明清大档之精粹，无不称为“显学”。西北汉简研究方面，有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作为斯学起步。立意既深，陈义更高。而甲骨文方面，当然有赫赫大名的“甲骨四堂”领时代风骚。经历百年，当下甲骨文已成显学，大家都交口称颂甲骨文的深奥和甲骨学的高迈，当然还有“甲骨四堂”的引领新学时的威风八面；但如果细细寻绎历史，其实在甲骨文出土和被发现之初，除了奉其为学术渊薮深入研究上古文明史；如罗振玉王国维的释字寻义以证古史，又如董作宾还据此作殷暦之谱、排出年号，基本勾画出了甲骨文时代堪称清晰的历史嬗递真相，以后则分脉立叶，干繁枝茂，学术越做越细也越做越大，后来者都是一味称扬歌颂，甲骨学巍巍然成学术核心大端。但在最初一段时间里，甲骨文并没有那么堂皇与正确，而是在出现之初即质疑声四起。甚至有人批它是假古董，其中所牵涉到的大名人，第一首推章太炎。
章太炎
国学大师指斥最“国学”的甲骨文是伪物，是假古董；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喜剧性事件。尤其是章太炎这样的精通古文字学的旷代学者，才高八斗，一言九鼎，他若是指斥甲骨文的不可信，必然会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更以他是与罗振玉王国维这样同为大师的角色若作对决，作为近代学术史上最吸引眼球的一幕，自然是应该永载史册的。只不过后代史家习惯于为尊者讳，有意低调处理罢了。
在章氏《国故论衡?理惑论》中，他直接了当地批评了甲骨文在当时的成为时风：
——“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学者信以为真。斯亦通人之弊”！
——“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
这是明显的全盘否定甲骨文的存在，斥它是“欺世豫贾之徒”所为。第一是当时必无文字，第二是即使有也历千年而必坏，早己化为灰尘，龟甲不可能保存长久至今。
《国故论衡》刊行于1910年的日本，离甲骨文被发现已历10年，在这段时间里，孙诒让、刘鹗，尤其是罗振玉、王国维《殷契粹编》都已经把甲骨文的热度炒了起来，“甲骨学”最初10年已经有了规模和轮廓；章太炎却跳出来唱反调，着实令人惊愕不已。
在此之后，章太炎不再一味否定甲骨文的存在，但却找到了另外的推测和判断。他认为这些面世的甲骨文都是伪造的：
——“考古之士，往往失之好奇”。
——“民国十七年中央大学研究院又派人往洹上一带搜求，得于村民屋下，展转发掘，所得遂多；且村民自告之耳！然则此洹上之人，因殷墟之说而伪造之也”。
文中所述，显然是得之道听途说，传言而已。推为“伪造”，其实质还是在重申“甲骨无有”之论。他既然已经毫不犹豫地作出否定的判断，当然不肯轻易改口，自己否定自已。
又过了几年，关于甲骨文的传说和著述越来越多，而且成批发现的事实也一再动摇章氏的态度；再一味否定，视而不见，釆取鸵鸟政策，于章太炎这样的学术大师的形象和声誉，显然十分不明智。于是，他再一次改口。至少承认甲骨文可能是“真物”了。但对于其功用，仍然是不屑一顾的：
——“龟甲且勿论真伪，即是真物，所著占繇，不过晴雨弋获诸琐事，何足以补商事？”
在近代甲骨学史上，我们过去习惯于夸赞那些极其正面的先行者贡献者，如王?荣、刘鹗、王襄、孙诒让、罗王郭董“四堂”，以及后一輩的胡厚宣饶宗颐；他们都对甲骨学作为学科大厦的成立，作出了莫大的贡献。但诸多的甲骨学著作，却鲜有人涉及最初阶段其实必然会有的怀疑者和否定者、反对者。这样就给我们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它与生俱来就是主流的、正确的、重要的，没有任何杂音。但仔细想想，这样一件大事，这样一个可以据以改写文明史的新材料、又有如此大量的出土面世，完全令人猝不及防，从天而降，怎么可能会不遇到怀疑呢？亦即是说，如果在当时没有章太炎的唱反调：指其全伪全盘否定，如果人人都已经未卜先知，欣然接受；我们倒认为这样的情形反而是十分可疑、不合逻辑的。
章太炎为什么要极力反对甲骨文？在甲骨学已经兴起十年，各种著作鱼贯而出时却仍然坚持己见一意孤行、以至闹出笑话？当时即有议论，认为章太炎既精于小学尤攻《说文》学，对他而言，《说文》所代表的古文字学原则当然是金科玉律，是不可动摇的。而龟甲文字既不见于经史；龟甲材料易得，又易于作伪。但最关键的是，甲骨文的构成方式与章氏已有的知识结构完全两途。一旦承认事实，章氏的小学功夫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推倒重来。而他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接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考古家如李济、董作宾、傅斯年类型，思维不在一个频道上，自然是格格不入了。
郭沫若以其学术上的敏锐洞察秋毫。他又是甲骨四堂之一，他有一段精辟的评论见于《甲骨文辨证?序》：“（章氏）于甲骨则由否认变而为怀疑，此先生为学之进境也”。“窃观先生之蔽，在于尽信古书，一若于经、史、字书有征者无不可信，反之则无一可信”，一语道破，诚哉斯言！
下 篇
以许慎《说文》为小学津梁，看甲骨文认定都是伪物，其实却是很合乎逻辑的——以秦汉籀篆到许慎时代稳定的“六书”认知，若去倒推一千多年以前的甲骨文，肯定是格格不入、互为牴牾。于是，章太炎不但看甲骨文不顺眼，看金文大篆也同样是疑心四起。但与对甲骨文的全面而坚决的抵制稍有不同，对青铜彝器与大篆金文他却是疑信参半；因为相比之下，《说文解字》中本也有“古文”一项，且习小篆是西汉后到东汉的后起规范，若溯其根源，应该先落实到前此的金文大篆和六国古文；互相之间本就有衔接的源流影响，是基因相似的近亲关系。不比甲骨文远在千数百年之外，近似度太弱，在章太炎的意识和本能上推测，当然要将龟甲文字拒之于千里之外了。
无独有偶，章太炎在同时代，有一个横跨政学两界的死对头，是同样赫赫大名的康有为。两人势同水火，互相排斥。但在对古文字“六书”以前的甲骨文金文的存在，却同样地坚决拒绝不认可，立场竟是高度的一致。这真是近代文化史上最奇葩的一幕。
康有为
康有为曾经认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古代钟鼎彝器上的商周金文遗书，皆出于汉代刘歆和其门徒的伪造，不值一提。不仅古文字是伪造；连青铜彝器本身，也是被造假者事先埋入土中。事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他著的《康有为传》中所述。与章太炎是“古文经学”的大师正相反，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领袖，这两派经学各有不同主张，也是水火不容。而康有为对金文文字研究的极端排斥，更是由来有自。正是因为他所反对的古文经学（但却是章太炎所信奉的）的汉代刘歆，乃是以“古文经学”之与汉哀帝时流行的立于学官为天下准绳的“今文经学”博士本完全有异，后者都是暴秦焚书坑儒后汉初经师凭记忆口耳相传而成形的，其间错讹甚多，这样的“今文经”当然是不可靠的：既非真经也非全经。在西汉武帝之前，“今文经”长期垄断官学，又杂入谶讳之学，虽时有失于妄诞，但它却是当时几百年的学术主流。
而刘歆信奉的“古文经”则是因为汉鲁恭王坏孔子宅取壁中书（类于今天的考古发掘所得），相比于汉代经师传抄的口耳相传以讹传讹当然更可靠。故尔刘歆以领校秘书之职，极力主张倡“古文经学”而不取“今文经学”，还立古文经博士。在西汉末经历王莽新朝、入东汉马融、许慎、郑玄、卢植，成为自西汉中期以后除光武帝短暂时期外乃能横贯几千年的经学主流。
清末“今文经学”重起，主张经世致用，康有为以它作为变法维新的学术史依据，大张旗鼓地号称治《公羊》《穀梁》之学，屡屡以“今文经学”来适应时事，当然会排斥“古文经学”以及它的祖师爷刘歆。又加之在书法上，“古文经学”是用秦以前的籀篆金文；而“今文经学”则以隶书为之。康有为要坚决捍卫自己的主张，必须根本否定金文大篆研究，而且指斥钟鼎彝器之类是冒充古物事先埋土的假古董，而且还指实是“古文经学”的刘歆及门徒直接伪造的；初看起来，其判断非常偏激狭隘而意气用事，但仔细想想却不为毫无缘由。比如，我们可以将此一逻辑关系拆分为三段：1、以“今文经学”（今隶）否定“古文经学”（古篆）本出于学术史纷争，2、由此痛批“古文经学“”（古篆金文）等乃是刘歆作伪埋假古董伪造古文字，3、进而全盘否定金文研究的价值；仔细想想，与章太炎全盘否定甲骨文的存在事实，在过程上，何其相似乃尔？
两位国学大师对甲骨文金文的态度，反映出了一个同样的因果关系：
章太炎精古文字学，但擅长以《说文》“六书”为宗。现在忽然来了一个甲骨文，完全在“六书”以外而且远远早于“六书”，几乎要摧毁《说文》的知识谱系；他当然会惶惑彷徨，于是极力反对甲骨文的存在与价值，而且马上就指定为伪；在众多甲骨学专家来看是出洋相了。
康有为倡“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虽有变法的现实需要，但一叶障目，遂斥“古文经学”的刘歆及其门徒乃至青铜彝器的物质存在皆属伪造；在专业的金文学家看来，也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笑话。
当然，这些枝节的瑕疵无损于章、康两位煌煌学术功业和人生高度。但他们却均是以超强的学术自信和眼光，反而蒙蔽了自己的心智，从而在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一段鲁莽的记录，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
我唯一觉得好奇的是：章、康二人本来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在政治上：章是革命派共和派，康是保皇党。在学术上：章是“古文学派”大师，康乃“今文学派”鼻祖，而且两人有过非常尖刻的公开骂战。比如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刊发于光绪二十九年1907年《苏报》，志在反清，文笔酣畅淋漓，一时众口传颂，有洛阳纸贵之誉。其中痛批康氏立宪保皇而主张革命推翻清廷的文辞内容和语句，完全表明了章太炎蔑视康有为的态度，并且在舆论上已经大获成功。
但这样两位完全南辕北辙的人物，怎么对甲骨文金文的出现，竟抱有如此的步调一致、连口吻都如出一辙？
转载自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