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 第四册 佛教史：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汴梁佛学-汴梁城下

蒋多多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的融和、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
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曾于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在译事方面，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昙柯迦罗译有《僧只戒心》、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吴代建业的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乃《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侣，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最具代表的译著为《六度集经》，孙权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类经，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钜。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赵时期，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于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秦主苻坚延请他于长安主持译场，一时中外译家云集。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创举，如：1.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理论，要求译经必「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2.为众经撰注作序；3.分经文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为此后译经者所宗；4.创编《综理众经目录》，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的先河；5.制订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6.统一沙门同为「释」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则以般若性空之义多有见地，创立「本无宗」，承其学者为慧远。
竺法雅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此即所谓「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而为生解之例」的「格义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鸠摩罗什东入长安(四○一)，而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其中《大品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驳斥「格义」之迂。《成实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译著，文妙义精，流畅易读，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后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四论、成实学派的兴起，及天台、禅、净等诸宗的成立。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南方东晋承继西晋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学及般若学也随之南下。与道安同时，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著有《圣不辩知论》、《即色游玄论》等，创般若学的即色义，主张即色本空。时人评其学「不减王弼，比做向秀」。与谢安、王羲之、许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支道林之后，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师博通六经，尤精老庄，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后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师持戒严谨，为南方佛学领袖，当地名绅士学皆崇其行。曾迎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庐山译经，开启南方译经的风潮。应江州刺史桓玄之问，撰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明示出家法与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当时佛教与中国礼法的扞格。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结白莲社，以《般舟三昧经》的禅观修行，期生西方净土，是禅净共修的初创者，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虽足不出山，然亲近者众，道生(曾北上长安受学于罗什门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教界的辩论，尤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被视为异端，而不见容于大众，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大般涅槃经》传入，获证同于佛说，时人方才惊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涅槃、天台、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建康的道场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以译经为主。佛驮跋陀罗、慧观、法显等，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
又这时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他在天竺参学十余年，携回《大般泥洹经》、《摩诃僧只律》、《长阿含》等多部经典。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
两晋时期，因玄学风行全国，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胜之势。「般若」丰富了「玄学」的内涵，「玄学」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史称「格义佛教」。直至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导正，终于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由于学风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

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四二○－五八八)；北方有北魏(又称跖跋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三九六－五八一)。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参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又建寺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槃学派。《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又沮渠京声译《弥勒上、下生经》，兜率净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时。佛陀什译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国四部广律的传译。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佛经》等，对于净土教的传播产生莫大助益。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为大乘戒法传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槃年代的重要根据，另译《杂阿毗昙心论》，形成专研毗昙学的风潮。
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经有《胜鬘经》、《楞伽经》，对中国如来藏思想的开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陈真谛译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使无著、世亲之学弘传于中国，同时亦开启摄论、俱舍二学派。又「三论」以僧朗、僧诠及法朗而中兴；《成实》在梁世更为兴盛。《法华》的研究，持续平稳发展。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还包括高僧史传及佛教经录的编纂，计有僧佑的《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宝唱的《名僧传》、《比丘尼传》、慧皎的《梁高僧传》等。其中《出三藏记集》的目录条例，开隋唐经录的先例。
北朝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暂的反佛外，余皆护持佛教，相较于南朝，其佛教的发展与政治间的关系更形密切；又因北朝民族起自北方沙漠地带，性多质朴粗犷，对佛教的信仰则多偏于祈福行善。
北魏初祖道武帝任用沙门法果为道人统，不仅开启中国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所提倡「现在皇帝即当今如来」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 又北魏文成帝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设立僧只户和佛图户，首创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并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岗石窟以为先帝荐福。尔后，龙门、麦积山石窟等相继开凿，此为北朝佛教与政治结合，重视佛教事业功德的表征。
北朝佛教除极力主张汉化的北魏文帝提倡义学外，余则多半重视实践修行的禅、净、律三门。在禅修方面，有佛陀传慧光、僧稠以及菩提达摩传慧可等二系；净土则以昙鸾为主；律学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其中，以禅观最为盛行，天台祖师慧文、慧思都是提倡禅观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因北土较接近西域，两地僧人往来频繁，故译业亦盛；又因为佛学研究者众多，由此亦促成学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译经之冠的菩提流支，译出《入楞伽经》，乃禅观最重要的经典依据；《往生论》则为昙鸾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净土一系的基础；《十地经论》则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论学派栙，以及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北本)，形成涅槃学，传入南朝后，弘扬更广。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发展，已脱离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但也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问难。南、北二地，佛、道、儒之间的诤论不断，尤其北朝更在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时代发生二次的法难，佛教的发展因而停滞。
继法难的产生，亦引起了末法思想，石刻佛经的护法运动由此应运而生。统观本期佛教，呈上升趋势，唯各学派的形成，则为奠定隋唐宗派成立的基础。

文：星云大师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