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 程民生：宋代医生的文化水平和数量 学术-中原文化研究

蒋多多作者程民生，现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全文刊于《河北学刊》2018年3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医生伴随着人类文明产生，是人类自我完善的开端，维护着人类健康。随着社会发展，作为一支不可或缺的职业队伍日渐壮大，在宋代经济、文化、科技大发展的基础上，已经颇具规模，医药事业面目一新，进入了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如同清朝四库馆臣赞扬的那样：“自古以来，惟宋代最重医学。”[①]主要表现一是分科更细，二是发现的药物更广泛，三是从医人员更多，四是医学教育更普及，五是医生文化水平提高。本文着重就宋代医生的文化质量和数量方面做一探讨。
一、宋代医生的文化水平及儒医的出现
医生是一个需要专业技术的职业，该专业技术首先必须有文化。这是古人一再强调的：“凡为医师，当先读书。凡欲读书，当先识字。字者，文之始也。不识字义，宁解文理？文理不通，动成窒碍。”[②]宋人言：“百工皆圣作，惟医有书传。”[③]说的都是医生与其他技术行业大不相同，必须读书。故而“善医者，必先读神农之书，以遍识天下之药。”[④]读医书、识药名，是从医的大前提，没有读、写、算的基本文化，几乎是寸步难行。陆游《记悔》诗云:“我悔不学医。早读黄帝书。名方手自缉。上药如山储。”[⑤]可知学医起步于研读医书，收集抄录药方，积累经验。如周密赞道：“吾乡医者庞良臣、良材兄弟二人，指上颇明，最是暗记诸药方，不差分毫，为难能也。”[⑥]除了个别江湖郎中靠偏方绝技以外，绝大多数医生必识字读懂深奥的医药书籍，会开药方。鄱阳医生姜彦荣在外忙碌一天后，“因夜归，停烛独坐，寻绎方书”，[⑦]就是正常的工作状态。医生不仅需要专业技能，对历史修养和个人品质也有较高的要求，如宋人寇宗奭所说：“凡为医者，须略通古今，粗守仁义”，[⑧]可以说是医生专业素质之一。这些都需要读书。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宋代许多医生本身就出自儒生。如建州医生范安常，其家三世以来“或儒或医……问子几人，能传业否？曰：一儿十六岁，姑令读书，知书而后可语医。其言尤有理，虽然诚有得于书也，岂独医哉。”[⑨]儒与医都依赖读书，容易转换，三代人的职业得以“或儒或医”。古来医生职业，多是世代相传，从小先学识字读书。京东金乡医生李去病，“知书，且多艺，少从乡贡。顾尝好医，以其所闻于儒者，礼乐有盈减，刚柔有损益，术斯而往，知五行六气之动以节，中而屡移，故医特胜。”[⑩]这位医生是儒生出身，以儒家学问移植融汇于医家，竟成名医。河东隰州人姚济，“父始业医”，他则“少独嗜诗句，笔札駸駸可喜。然以家世故，终于方术之学易入，推日星躔次，寒暑节候，五行王衰，相山川风水背向，宜吉可居可葬，皆极其妙。与诸儒试有司，不中，即拂衣去，专学医，杜门著书，欲自名家。”遂成“天下名医”。[11]少年时热衷学诗，曾参加科举，失利后才改弦易辙学医，获得成功。南宋丞相崔与之的父亲崔世明，多次科举不中，感叹道：“‘不为宰相则为良医’，遂究心岐、黄之书，贫者疗之不受直。”[12]以儒家济世的情怀学医行医。当塗外科医徐楼台，“累世能治癕疖，其门首画楼台标记，以故得名。传至孙大郎者，尝获乡贡，于祖业尤精。”[13]这位悬壶世家出身的外科医生，文化程度达到了通过乡试被发解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的水平，大概正是因为文化水平高出父祖，所以医术更上层楼，超越前辈。以上事例说明，宋代医生是一个层次较高的专业知识分子群体，多是半医半儒。
更多的医生并非书生出身，但起码也都识字。出身医生世家者如宋代杏林翘楚庞安时：“儿时能读书，过目辄记。父，世医也，授以脉诀。安时曰：‘是不足为也。’独取黄帝、扁鹊之脉书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说，时出新意，辨诘不可屈，父大惊，时年犹未冠。已而病聩，乃益读《灵枢》《太素》《甲乙》诸秘书，凡经传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贯。”[14]另有记载云：庞安时“为儿读书，警悟绝人，一经目，终身不忘。时时治病有奇效，十愈八九。性喜读书，藏至万卷。苏公轼及张公耒皆与之游，耒志其墓。”[15]他自幼读书，广泛涉猎经传百家，有着雄厚的文化底蕴，遂成一代名医。另一世代医家頴阳人王忠民，“世业医。忠民幼通经史”。[16]生长于京师富人家庭的姚丹元，因不肖被其父赶出家门，只好“事建隆观一道士，天资慧，因取道藏遍读，或能成诵，又多得其方术丹药。大抵好大言，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故能成其说。……崇宁间，余在京师，则已用技术进为医官矣，出入蔡鲁公门下，医多奇中。”[17]因为识字，所以在道观中认真读书学医，自学成才。有士人在义乌县遇到身穿“野服”的邑医孙道，“工疗眼疾”，这位守在路边的医生看见来人，便恳求道：“君当是贵家子弟，必藏好书，愿畀我一二，或可为人起疾。”此人“素祕翻胃一方，即口授之。其法：用一大附子，去其盖，刳中使凈，纳丁香四十九粒，复以盖覆之，线缚之箸，置银石器中，浸以生姜自然汁，及盖而止。慢火煮，朝干抄一钱匕掺舌上，潄津下之。若烦渴，则徐食粥糜。忌油腻生冷。孙喜，书之于策。”[18]孙道热衷于寻访药方，并抄录成册。
普通医生不仅能熟读医书、书写药方，有的不乏文学艺术素养。定州开元寺塔中，就现存有宋代医生和药剂师的题诗：“习医人袁亨、习小方脉人李道庆、货药人陆应期乱道：危峨宝塔与云平，眺望登临最称情。凉侵笔砚诗魂建，冷入（杯）盘酒浆轻。南北纵观千里□，东西依约见蓬瀛。莫畏攀陟时来上，共获无涯福残生。至和元年七月廿八日，与良交同游宝塔，偶题五十六字。勿哂□。”（另一首略）[19]他们非常谦虚，倒也出口成章，具有相当的水平。医生熊邦俊曾得热疾，“才半日许，因啜粥，热复作。索纸笔作诗数篇，亦谐合音韵可读。”[20]发烧之中有些神经错乱，却能提笔写出几首合辙押韵的诗篇。前文所言曾任医官的姚丹元，“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竟使苏轼“尤奇之，值以为李太白所作”。[21]陆游曾有诗专门写村医道：“玉函肘后了无功。每寓奇方啸傲中。衫袖玩橙清鼻观。枕囊贮菊愈头风。新诗吟罢愁如洗。好景逢来病欲空。却羡龙钟布裘客。埭西卖药到村东。”[22]“玉函肘后”是东晋葛洪所著的中医方剂著作，该村医自然熟读这部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闲暇之余还喜作诗抒情。
北宋中期的医生阎士安，还是位杰出的医生画家：“宛丘人。家世业医。性喜作墨戏，荆檟枳棘，荒崖断岸，皆极精妙。尤长于竹，或作风偃雨霁，烟薄景曛，霜枝雪干，亭亭苒苒，曲尽其态。中书令谥武恭王德用好收花竹之画，士安作《墨竹图》献之。德用一见叹美不已，遂以为箧中之冠，奏补国子四门助敎，后之学者往往取以为模楷焉。今御府所藏二：《墨竹图》一，《折枝墨竹图》一。”[23]精于画山水花竹，竟由此被高官推举入仕成为国子学助教。他“习医术。善为墨竹及草树荆棘土石蜞蟹燕子等，皆不用彩绘，为时辈所推。故王冀公德用，好蓄花竹之画，士安尽其思虑，献《墨竹》一图，甚见称赏，由是奏为试四门助教。士安之竹，千怪万状，有带风烟雨雪之势者，尤尽其景。”[24]连老夫子司马光也专门作诗欣赏其画作《墨竹》：
阎生画竹旧所闻，望中一见遥可分。伊予不甚少佳画，犹爱气骨高出群。狂枝怒叶凌绢素，势若飞动争纷纭。蟠根数节出地底，上有积年苍蘚纹。森然直干忽孤耸，意恐出屋排浮云。秋风飒飒生左右，耳目洒落遗尘氛。乃知良工自神解，昧者倣习徒艰勤。子猷昔者得收玩，不患终朝无此君。[25]
此画令司马光远远一看就感到气度不凡，立即认出是阎士安的墨竹，细看更是赞不绝口。其作品同样得到宋徽宗的欣赏，收藏其墨竹两幅。
宋代医生文化水平内涵方面的最大变化，就是儒医之说兴起，实为古代医生历史中形象的座标。
儒医一词，始称于宋代，最早见于宋徽宗时期的官方医学。政和七年（1117）有臣僚言：“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26]宋徽宗发扬光大了宋神宗时创建专门培养医生的医学，并仿照太学体制，转隶于礼部，把医学纳入儒学教育体系。其出发点是“使习儒术者通黄素”，即从儒到医，用儒家思想为指导培养医生，故而称之为儒医。这一理念作为旗帜一打出，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改变了医学的方向，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故而，“中国医术，当以唐宋为一大界。自唐以前，医者多守专门授受之学，其人皆今草泽铃医之流。……其有以士大夫而好研方术，若张仲景、皇甫士安、葛稚川、陶隐居、孙真人、王焘者，代不数人耳。自宋以后，医乃一变为士夫之业，非儒医不足见重于世。”[27]这一转变趋势，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官方将医生的培养纳入国家教育事业，高度重视，不再像前代那样任其野生自灭。二是医生的社会地位随着文化水平的增长而提高，众多的士大夫也乐意学医行医。典型无过于官至副相枢密使的卫州人高若讷：“若讷强学善记，自秦、汉以来诸传记无不该通，尤喜申、韩、管子之书，颇明历学。因母病，遂兼通医书，虽国医皆屈伏。张仲景《伤寒论诀》、孙思邈《方书》及《外台秘要》久不传，悉考校讹谬行之，世始知有是书。名医多出卫州，皆本高氏学焉。”[28]则是高氏发掘、整理出一批医学经典，并带出、影响了一代名医，厥功甚大。
与儒医密切相关的一句名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也出自于宋代。学界一致认为这句话源自于范仲淹：“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位相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29]是如不能作宰相便作医生的意思，都源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作相则“先天下之忧而忧”，行医则悬壶济世，都是拯救天下苍生。由于范仲淹高尚的情操和巨大的感召力，这一理念影响深远，士人多有效仿者。如南宋广州人崔与之的父亲世明，科场上屡屡失利，“每曰：不为宰相则为良医”。[30]成为广大知识分子人生理想职业的第二选择。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是对“儒医”概念的最好补充和注脚，宋代学者对此也多有诠释。如南宋末年名宦家鉉翁云：“医，学问之道也，近于儒，进则为儒矣。……是故儒为贵，医次之。”[31]名儒黄震曾言：“天下之伎术皆为民生蠹，惟医为有益，故世或以儒医并称，尊之也。然使一堕于伎术之习，则儒亦羞学。余于淳祐丁未来天台，明年识其名医薛君，见其持心厚，处事详，于乡党称善不称恶，术虽医而习则儒矣，诸子之彬彬而儒也，亦宜哉！余故喜而为之祝曰：‘君善医人，君之子且持君之心以医国矣。’”[32]由此可见，宋代所谓的儒医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将医者和儒者并列，一儒二医，是对医生的尊重；二是医生有儒家思想和做派，与儒家很接近，前进一步即为儒。所谓“儒与医，二而一，一而二”，[33]可分可合，几乎同流。这是儒医产生的思想基础，也是宋代医生积极普遍地提高文化水平的动力。
两宋之际，民间儒医已大量出现。如南宋初的“蕲人谢与权,世为儒医”。[34]绍兴初年的杭州，“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又创立官府，匾榜一新。好事者取以为对”，其中就有“三朝御裹陈忠翊，四世儒医陆太丞”。[35]儒医成为标榜医术高明的广告词和桂冠。这对医生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大有益处，也是对宋代医生文化水平的充分肯定，无异于加冕，使医生从草根走向精英，也使脱胎于巫医的医学上升到高层次。也可以说，儒医是宋代医生文化水平提高的结晶。
与此相适应的宋代医生社会地位的明显提高，具体表现就是尊称的出现。古代一般称医生为：医、疾医、医者、医士、医师，唐代始称医生，宋代则有了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大夫、郎中之“官称”。与儒医只是部分医生享有的桂冠不同，这是对广大医生职业的尊称。这一历史现象，得到学界几乎一致的认同。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指出：“北人谓医生为大夫，南人谓之郎中，镊工为待诏，木工、金工、石工之属皆为司务。其名盖起于宋时。”[36]当代两大辞书均持此说，如《辞源》：“宋医官别设官阶，有大夫、郎、医效、祗候等。见宋洪迈《容斋三笔》十六《医职冗滥》。后称医生为大夫，本此。”[37]《辞海》：“宋代医官别置大夫以下阶官，见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六。今北方仍沿称医生为大夫。”[38]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始于北周：“北周太医下大夫姚僧垣所著的医书，名谓之姚大夫集验方，由此后代太医院五品以上的医官都称大夫。现在也称医生为大夫。”[39]查“姚大夫《集验方》十二卷”，见于《隋书·经籍志》，[40]确实早于宋代，但并不等于就是尊称医生为大夫的开端。因为，此后及宋以前，未见该词用之于其他医生，后代太医院五品以上的医官也并不都称大夫，例如唐代和北宋大部时间内就不称大夫。可以确定的两点是：一，并非从宋朝开始朝廷医生官位名大夫，500年前的北朝时期就早已有之；二，这里的大夫其实仍是以官职出现的，正如战国宋玉的《宋大夫集》、汉代蔡邕的《蔡中郎集》、唐代杜甫的《杜工部集》一样，与姚僧垣医生的职业仅是巧合。
社会上尊称医生为大夫及普及，仍始自于宋徽宗朝。政和二年（1112年），朝廷将位于武官序列的医官等更改为新的职官名称：“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成全大夫、保和大夫、保安大夫，翰林良医、和安郎、成和郎、成安郎、成全郎、保和郎、保安郎、翰林医正。”[41]职位最高级的太医都是大夫，低级是郎，而宋代盛行虚称、“过呼”即夸大身份的称呼，宋代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中国传统“面子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42]宣和元年( 1119) ，有官员指出: “近日臣僚多称官名，选人自一命以上，例呼宣教，所谓七阶，鲜有称者。文臣朝请郎、武臣武功郎以下，通呼大夫者往往有之。其妄冒称呼，不可概举。”[43]在这种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尊称一般医生为大夫势在必行。实例如“张二大夫者，京师医家，后徙临安。官至翰林医痊（黄校：‘痊’字疑误。）免退，居吉州，启药肆，技能不甚高”。[44]这位行二的张姓医生虽然医术平平，但照样堂而皇之地以大夫为名。至于医生的郎中之称，也见于北宋，如“杜泾郎中，河中府荣河县上源村人也。世为医，赀业稍给。”[45]这些均印证了顾炎武等人的判断，也是宋代医生文化水平提高的民间反映。
二、宋代医生的医学贡献
宋代医生的文化水平，职业特征决定其起点本身就较高，或者说原本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不能按其他阶层的文化水平标准论述。而其文化贡献，具体说就是医学贡献集中体现在著书立说方面。概括而言，有两大历史特点：一是质量高，创新强。南宋初学者官员程迥指出：“世有方士著书，言用心三十年而后成，颇与名儒贤卿交游，又知书史，故大得名声。然或创出新意，多与医经背戾。”[46]所言方士即医生，由于文化水平高，儒学修养深，治学严谨，不急于求成，而注重创新。此可视之为宋代民间医生著述的特点。二是数量多，影响大。《四库全书·医家类》共收医书97种, 其中宋以前10种，宋代24种，金代7种，元代12种，明代23种，清代11种。[47]宋代医书为历代最多，占总数的23%，且大多数是私人著作。仅此，就可对宋代医生的文化水平之高、以及在中国医学史中的学术贡献之大，有一个基本印象了。以下略举几例，以见一班。
医学贡献，重在具体的实效、宏观的理论以及对后代的影响。宋代医生善于总结历代医药理论和方剂，根据文化、科技的发展又勇于创新，产生了一大批里程碑式的医药学著作。
四川名医唐慎微，“世为医，深于经方，一时知名。元祐间帅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尝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三十二卷，以行于世。”[48]他于元丰年间编著的药物学巨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60余万字，有四大贡献：一是规模大，集大成。收药物1746种，其中有600多种是前代本草书中未曾记载的，是宋以前本草学集大成之著作，使我国本草从此具备了药物学的规模。二是记载了药物性能功效、应用方法、药物来源、栽培训养、药材鉴别、泡炙制剂等方面的知识，为后世提供了药物炮制资料。三是采用图文并重，方药兼收的编写体例，比前代本草有所进步，开创了药物学著作附有方剂的体例。四是所收载资料采用原文照录，注明出处的方法，使宋以前大量方药资料得以保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故而，出版不久就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受到官方的重视和民间的普遍欢迎，更受到后世医药学家的推崇，不少本草书都以此书为基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以此书为蓝本，他评价唐慎微说：“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49]故而历朝都有修订出版，作为国家法定本草颁布，沿用近五百年之久，一直是本草学研究的范本，至今有多种版本流传。唐慎微在中医药历史中有着很高的地位，甚至有“中华中医领域的药学始祖”之誉。[50]
北宋名医庞安时，著有《难经辨》数万言、《主对集》1卷、《本草补遗》等，[51]现仅存一部《伤寒总病论》6卷，对张仲景思想予以补充和发挥。突出特点是着意阐发温热病，主张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这对外感病学是一大发展。及至当代，有多家出版社整理出版该著，甚至誉之为“北宋医王”。[52]
蜀人巢谷，是苏辙同乡，“眉山农家也”，其父“少从士大夫读书，老为里校师。谷幼传父学，虽朴而博。举进士京师，见举武艺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其旧学，畜弓箭，习骑射。久之，业成而不中第。”[53]也即他出身儒家，自幼读书，成绩优秀，通过了解试。在医学方面有《圣散子方》，“初不见于世间医书，自言得之于异人，凡伤寒不问证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子瞻奇之，为作序，比之孙思邈《三建散》，虽安常不敢非也。”[54]苏轼得到他所传的《圣散子方》，用之于杭州大疫，取得显著疗效，“全活者，不可胜数”，赞之为：“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为了发扬光大，苏轼又传给了庞安常，[55]造福后代良多。
北宋医学家初虞世，字和甫，对于医理有较深的研究，撰有《养生必用方》(又名《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或《初虞世方》)一书，受到医家的重视。宋代高官李光指出：“予观《千金》《外台秘要》诸方书，皆前古圣贤有意拯救生灵，其功甚大，不可轻议。但去古既远，分剂率用升斗，有今人不能晓者。初公和甫，本朝儒医，博学能文，精通医术，所著必用方，最为有用。五十年来，中原士大夫家藏此书。”[56]该书以临床实用为目标，所载方剂大都切用明验，因而为世所重，至今仍有出版。
两宋之际的官员刘昉所著《幼幼新书》是一部儿科学巨著，“收罗资料全面精要，可谓集前代儿科学之大成。这样的儿科巨著在中医儿科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57]该书丰富了儿科诊断学的内容，使儿科临证诊断有所依据。当代有多家出版社继续出版。
南宋医学家施发的《察病指南》三卷，内容以脉诊为主，还将不易掌握的脉搏跳动的情况绘制成33幅脉象示意图附于各脉脉名前，这种描绘脉波形状的尝试是项重要的科学探索，在世界上开创了以图示脉的先例，是创制脉象图的第一人。[58]该著早在江户时代就传入古代日本，我国至今仍多有出版。
其他专科著作也很多。如在病因学方面，南宋陈言把导致疾病发生的各种复杂错综原因，归纳为外感六淫、内伤七情、不内外因三大类，发展了张仲景的病因学理论。并为后世病因、病理、诊断研究奠定基础。在妇产科方面，杨子建《十产论》和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著作的出现，也给后世妇产科研究以很大影响。在儿科学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像钱乙这样的儿科医家，他的学术见解，对后世儿科学及整个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影响很大。宋代医家多有私人出资命工刊刻自著或其他医书，以广流传。主要有史堪的《史载之方》，庞安时门生魏炳刊刻的《伤寒总病论》，朱肱曾校刊《金匮要略方》、又刊刻自著《伤寒百问》及《南阳活人书》《重校正南阳活人书》，阎季忠刊刻《小儿药证直诀》，寇约刊刻《本草衍义》，严用和刊刻自著《严氏济生方》，等等，可谓群星灿烂。而“药理”一词，首见于宋徽宗朝官颁教科书性质的《圣济经》，是药性理论的新发展。[59]
最突出的当属宋代针灸学家王惟一的贡献。天圣年间他担任太医局翰林医官，主持了针灸学的两大学术项目，即编著《铜人针灸图经》、研制针灸铜人：“先是，上以针砭之法，传述不同，俞穴稍差，或害人命。遂令医官王惟一考明堂气穴经络之会，铸铜人式。又纂集旧闻，订正讹谬，为《铜人针灸图经》。”天圣五年（1027）十月，“医官院上所铸俞穴铜人式二，诏一置医官院，一置相国寺。”宋仁宗命翰林学士夏竦为《铜人针灸图经》撰序，“摹印颁行”即出版发行。[60]王惟一奉命编修针灸书，对古代针灸记载和针灸图详加考订，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有多种版本流传至今。随后设计、主持铸造针灸铜人两具，铜人的躯体、脏腑可合可分，体表刻有针灸穴位名，用于教学和考试。这种精密直观的教学模型是实物形象教学法的重大发明，是中国针灸医学教学最早、最珍贵的教学模型，开拓了医学模型的先河，促进了经穴定位向规范化发展，大大提高了当时的针灸医术水平，对针灸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世界医学发展史上贡献了一项重大科技发明。“自北宋天圣铜人之后，历代均有铜人制作，并作为针灸学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铜人已成为当代针灸的形象标识。许多针灸医疗、研究机构，大量针灸图书都用铜人的塑像或图片作为针灸学术内容的代表，随着时代的变迁，针灸的标志已从古代的砭石、针灸图谱，发展到针灸铜人及其模型。”[61]至今，仿制天圣针灸铜人技术，仍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上著作，多是继往开来的集大成之举，极大地丰富了医学宝库，为民族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明宋代医生无论在整体还是个体方面，文化水平均超越前代，结晶的成果深深地影响着后代。
三、宋代医生的数量探讨
医生的数量或者所占总人口比例，是现代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古代虽无此类统计，但做一探索估计，也是有益处的。宋代医生，主要分官医和民医两大类。
官医按等级又有多种。位于顶端的是翰林医官，即所谓的太医。宋代朝廷设置有翰林医官局，宣和二年（1120）有医生人数为：“今自和安大夫至翰林医官凡十四阶，额外总一百十有七人。直局至祗候，元丰旧额共一百四十二人，今自医效至祗候凡八阶，并不立额，见在职者总九百七十九人，冗滥莫此之甚。”[62]在京师的朝廷医生979人。另有负责教育医生的太医局，从元丰年间开始，一直就是“九科学生额三百人”，[63]凡300人。京师一二十万的驻军，军医当有近千人。还有京师的各位亲王府中的兽医：“诸亲王府给杂匠十人、兽医四人”，[64]约有50人。驻军兽医数量当有与医生等量的近千人。北宋末期，京师官医总数估计约3000人。
各州县均有大量的官医。据宋徽宗政和年间按照宋哲宗《元符格》配置的地方官医名额如下：“医助教，京府及上中等州，医学博士、助教各一人，下州医学博士一人。医生人数，京府、节鎭一十人，余州七人。试所习方书，试义十道。”[65]即大的府、州13人，小州8人。比照这个编制，北宋后期全国共有州360余，平均按每州10人计， 约3600余人。
地方医学生也是一支不小的队伍。政和五年（1115），“诸路医学，每年合贡及该推恩人数，今纽计下项：诸路医学三年合贡人数共七百三十三人，第一年二百三十九人，第二年二百三十九人，第三年二百五十五人。合该推恩人数，第一年三十人，第二年三十人，第三年四十人。”[66]则实际在学人数应当大于733人，以10人贡1人计，北宋末期地方官医学生约7000人。
另有地方驻泊禁军的军医100余人：“诸路驻泊额止百余员”。[67]数量显然太少，远远不能满足百万军队的需要，甚至连军官也得不到有效及时的治疗。故而元祐七年( 1092) ，因“虑诸将在外，虽有军医，不能诊治”，宋哲宗诏令：“沿边城镇堡寨，委本将选差医工一人，月给药钱八贯，遇随军出入，给马一匹，二年一替，愿再留者听。”[68]此为额外补充的军医，数量至少百余人。曾任地方军医者如衢州人郑升之，“宣和间为枢密院医官，后居湖州累年。尝往临安，于轿中遇急足持文书来，视之，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二十余人，郑在其末。读毕……汝昔宣和中随诸将往燕山……在京师时，好以药施人”。[69]他识字，宣和年间先后在枢密院和收复燕山部队中担任军医。南宋时，庆元府的驻军中，有“总辖官刘永，犒三百贯；拦前后官二员，各一百贯；本部官二员，每员各八十贯；拨发训练官五员，每员各七十贯；合干人七十七人，每名各六十贯；队身官兵四百二十七名，各五十贯；外科军医一名，一百贯；方脉医人（一名），一百贯；扛令牌军兵四名、白直二名，每名各二十贯；带行白直一十二名，每名各一十五贯；遣发次再奉钧旨岀戍，军兵恐或病患，支二千贯专充收赎药饵续又发一千贯。”[70]该队戍兵总数为534人，随军军医(外科军医和方脉医人即内科军医) 2人，与军兵的人数比为 1∶267。军医的经济待遇较高，仅次于长官。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湖南帅臣辛弃疾“以本路地接蛮猺时有盗贼，创置飞虎一军”，“已有步军一千余人，马军一百六十八人起盖营塞”。其中有“将官四员，拨发官一员，训练官一十五员（内马军将五员，步军将一十五员），合干人八十九人（部队将二十五员，并马军押雍队四十员，并步军诸色教头十七人，医人、兽医一人，统领将司五人）”。[71]该支步军共1270余人，随军军医（医人和兽医）与军兵人数占比为2:1270，除去兽医，实际上约平均1270人一名军医。虽无规定的统一比例史料，但一支部队都应有一定配置的军医无疑。估计北宋后期全国军医至少1000余人。
军队中有数十万的马匹等大牲畜，为骑兵和运输服务，同样需要足够的兽医，配备数量与人医相等。[72]官方牲畜集中的地方如牧监等机构，甚至有成建制的兽医部队。如大中祥符时群牧制置使报告：“兽医副指挥使朱峭定《疔马集验方》及《牧马法》，望颁下内外坊监，仍录付诸班军。”宋真宗“虑传写差误，令本司镂版模本以给之。”[73]该担任兽医指挥副使的兽医，具有丰富的饲养和医治牧马经验，其文化水平足以使之写成专著，作为制度推广全军。北宋一般每指挥（即营）编制为步军400人，马军300人。[74]既使不满编，既使群牧司只有一个群牧兽医指挥，也当有200名兽医。部队中同样配备兽医，前言湖南的一支168人的骑兵中就配有兽医一名。其他如宋孝宗时，四川茶马纲发运过程中，“令每纲差医兽一名沿路点检调护”。[75]估计北宋后期全国兽医至少1000余人。
地方官医约7000余，军医约2000余，加上京师的官医3000余，北宋末期全国官医估计12000人，当不算夸大。
更多的是民间，分布着数量巨大的医生，维护着一方民众的生命健康。其中不乏身怀绝技者，甚至逢皇帝、太后等重病而太医无策，朝廷总是诏告天下征召民间医生进京。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医生，人越多医生越多。城市就是医生集中之地，一般称市医、里医，“北方人市医皆称衙推”。[76]饶州市人李三妻杨氏，“染时疾，招里医郑庄治疗”。[77]宋代有《咏市医》诗云：“左手检方右雇金，两手虽殊均剑戟。”[78]意思是以医赚钱，收费如同“宰人”般的心狠。医生最密集的城市，首推东京开封。宋仁宗时的范仲淹说：“今京师生人百万，医者千数”。[79]约100万人口，约1000余医生，他是按大致每千人一名医生估计的，正好符合当代国际通用的每千人医生数的规范（2000年，我国达到每千人为2人）。开封医生至少有1000余人，比例相当高，与京师的地位相适应。这正是从宋初就有的京师“病福”为“天下九福”之一[80]的根源与表现，在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在地方州县城市，虽然不可能有那么的多医生，但也适应着当地居民的需要。嘉祐年间，福州官方抽差民间医生轮流为官方服务，“医人：州三人，县各一人。嘉祐六年，州、县号‘当旬医人’者，许于郭下轮差。其外县医人听侧近村抽取，各不限主、客户，仍不得影占州色役。熙宁四年，本州相度诸县医人如无愿祗应处，量给佣钱，募人充应。诸县各一人，内七人给雇钱。元祐初，以第四等户轮给，与免身丁。绍圣，闽、侯官各增一人。”[81]由此足见，州城内和各县都有不少民间医生，且有主户、客户之分，负有按时为官方服务10天的差役义务。如此，则是每个县每年需要医生36人次。
农村的医生一般称村医。如：“娄夏卿之妾，项生一疮甚恶，村医为灼艾”；[82]“宣城管内水阳村医陆阳，字义若，以技称。”[83]陆游居乡期间有提及村医的诗篇如：“傍篱邻妇収鱼笱。叩户村医送药方。”[84]王安石诗则有：“侧足呻吟地，连甍瘴疟秋。穷乡医自绌，小市药难求。”[85]从中可以看到四个事实：一是虽为穷乡，但不止一个村医来往；二是其中水平参差不齐，有自恃奇方绝技傲视同行者，也有自暴自弃者；三是服务态度好，上门服务；四是药铺里药材有限。应该说，这也是广大农村医药状况的真实写照和代表。可以概括地说，宋代广大农村中，村医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较多，二是质量较低。
除了“全科医生”外，还有不少专科医生，如外科、妇产科、眼科、口齿科等等。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世代为医，也有夫妻搭档，如“秀州外科张生，本郡中虞候。其妻遇神人，自称皮场大王，授以《痈疽异方》一册，且诲以手法大概，遂用医著名，俗呼为张小娘子。又转以教厥夫。”[86]这位女医生靠着研读方书和“医术神授”，夫妻均成著名外科医生。
宋代每县至少有数名医生。因为从史料中得知，常常有患者经过数位、十余位乃至更多的相应专科医生治疗。如鄱阳士人汪櫄，“居于郭外数十里间。妻喻氏，以绍熙五年初秋感疾，伏枕两旬，更数医治疗弗效，其家议欲招刘昶。昶者世为医”；[87]有位泗州通判卧病既久，“服药，且更数医矣”；[88]绍熙年间，衙门在赣州的江西副都监章越“尝病，更数医弗愈”。[89]这些地方至少有数位医生。韶州南70里外的一偏远村落古田，“有富家妇人陈氏抱异疾。……更十医弗效”；[90]芜湖有八九岁儿童，绍兴十一、二年时“恶疮生于臂肘，更外科医十辈，疗之弗效”；[91]仅外科医生就有10位。临川有人“苦消渴，累岁更十名医不效”；[92]饶州市民余百三，“苦鼻衄沉笃，更十数医弗效”。[93]则是城中仅是能够医治该症的医生，至少就有十多个，加上其他诸多科的医生至少有数十人。鄱阳李皮匠的妻子，“腹胀急如鼓，阅三年，招医十数”；临安西湖的兴教寺，“一僧年方四十余岁，得头软之疾……股足亦无力，不能行，凡困顿逾月，易二十医，皆以为中风天柱软，而投药并不效。中官王押班与之厚，招京师人刘中往视之。刘探所用医，其半技出己上，其半不如”，[94]则是经历了20余位医生，也显示了都城医疗资源的优势。北宋中期，“陈子直主簿之妻，有异疾，……一月一作，经数十医，皆莫能名其疾。”[95]主簿所在一般多为县城，竟有数十位医生。
各地还有川流不息的游医即游方郎中，宋代也称旅医。[96]他们并非全是技术低下的草泽医，也不乏医术高明者。如南宋初的名医刘大用就是游医，忽而在建康，忽而在韶州，忽而又到宁国：“适刘大用过县”，在南康大庾、南安军也有其踪迹。[97]另外，民间还有大量的兽医，惜缺史料。官方缺兽医时，有时就从民间招募。[98]
总之，宋代民间医生四处分布，疏密有致，数量甚多，惜无史料数据可考。北宋中期范仲淹按每千人一名医生估计开封的医生数量，地方肯定大大少于此。前文各地出现10名以上医生的地方多是州城，但芜湖例外，仅一个县城就有外科医生10位，加上理应多于外科的内科，以及产科、眼科等等，当不少于30位。上文也有县城患者“经数十医”的事例。按宋代芜湖属于太平州，“崇宁户五万三千二百六十一，口八万一百三十七。贡纱。县三：当涂，（上。）芜湖，（中。）繁昌（中。）”[99]宋代规定，县的等级以人口为基础：“四千户以上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下。”[100]那么芜湖作为中县，人口只有千余户，若按该州平均户口，芜湖则约有17000余户，26000余人。其实，宋代官方正式的户口严重不符合实际，一般每户仅平均2口，按笔者的研究估计，南方实际户均约6口，[101]则是芜湖约有106000人。绍兴前期距崇宁不远，即便有人口增长，但初经战乱，大致可以此数为准，人均医生的比例约为3500：1。全国平均按四千人一名医生估计，则是北宋末期全国约一亿人口，估之为25000人，当不为过。
结语
宋代医生基本上都具有至少初步的文化水平，整体上看是一个文化层次较高的专业知识分子群体，多是半医半儒。北宋时期兴起的“儒医”以及“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理念，既是宋代医生文化水平提高的结晶，也是对宋代医生文化水平的充分肯定，从而使医生从草根走向精英，赢得了社会的普遍尊重，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中间的优秀者善于总结历代医药理论和方剂，根据文化、科技的发展又勇于创新，产生了一大批里程碑式的医药学著作，多是继往开来的集大成之举，至今仍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为中华医学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可以说明宋代医生无论在整体还是个体方面，文化水平均超越前代，其成果深深地影响着后代。北宋末期官医约10000人，遍布城乡的民间医生约25000人，总计约35000人。其中京师开封大约每千人一名医生，在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也有医生的本职保障和文化贡献。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0四《御定医宗金鉴》，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8页。
[②]（明）繆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卷一《祝医五则》，中医古籍名著文库，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③]（宋）秦观著，徐培钧笺注：《淮海集笺注·后集》卷一《赠医者邹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7页。
[④]（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五，（宋）韩驹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4页。
[⑤]（宋）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七一《记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81页。
[⑥]（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医术》，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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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宋）寇宗奭：《本草衍义》卷二《序例中》，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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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宋）晁补之：《鸡肋集》卷三五《李去病字仲霍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18册第675页。
[11]（宋）王安中：《初寮集》卷八《姚将军墓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27册第152页。
[12]（元）脱脱：《宋史》卷四0六《崔与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257页。
[13]（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一0《徐楼台》，第618页。
[14]（元）脱脱：《宋史》卷四六二《庞安时传》，第13520-13521页。
[15]（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七《蕲州·人物》，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页。
[16]（元）脱脱：《宋史》卷四五九《王忠民传》，第13462页。
[17]（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18]（宋）洪迈：《夷坚志·支丁》卷五《义乌孙道》，第1007页。
[19]赵生泉、郝建文、杨宏杰：《定州开元寺塔题记疏证》，《文物春秋》2003年第3期。
[20]（宋）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九《熊邦俊病状》，第1458页。
[21]（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第8页。
[22]（宋）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五九《示村医》，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32页。
[23]（宋）佚名：《宣和画谱》卷二0《阎士安》，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24]（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卷三《阎士安》，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
[25]（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二《吴冲卿直舍净士安画墨竹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2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二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0页。
[27]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28]（元）脱脱：《宋史》卷二八八《高若讷传》，第9686页。
[29]（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三《文正公愿为良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8l页。
[30]（元）脱脱：《宋史》卷四0六《崔与之传》，第12257页。
[31]（宋）家铉翁：《则堂集》卷三《中庵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89册第330页。
[32]（宋）黄震：《黄震全集·黄氏日钞》卷九0《赠台州薛大丞序》，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2页。
[33]（宋）居简：《北磵文集》卷五《赠儒医闻人晦叔序》，日藏稀见释家别集丛刊，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页。
[34]（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二《谢与权医》，第16页。
[35]（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4页。
[36]（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四《郎中待诏》,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859页。
[37]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61页。
[38]《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5页。
[39]陈西河编：《中医名词辞典》，台北：五洲出版社1974年版第11页。
[40]（唐）魏征：《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42页。
[4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三八，第4547页。
[42]杨倩描：《浅析〈宋人佚简〉中的官称过呼问题》，《兰州学刊》2016年第4期。
[4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七五，第8324页。
[44]洪迈：《夷坚志·支乙》卷七《张二大夫》，第845页。
[45]洪迈：《夷坚志·支甲》卷二《杜郎中驴》，第720页。按：“河中府”原作“河府”，点校者夹注：“叶本多‘中’字。”按宋代无“河府”，而荣河县在河中府。叶本为正，径改。
[46]（宋）程迥：《医经正本书·辩方士著书乃采俚俗不合医经者第十二》，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
[47]杨东方、黄作阵、周明鉴、科尔沁夫：《<四库全书·医家类>各代医籍分布情况及其成因》,《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48]（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49]（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历代诸家本草》，中医经典宝库，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50]曲相奎：《宋朝的那些科学家》,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51]（元）脱脱：《宋史》卷四六二《庞安时传》，第13521页。
[52]何敏、张继主编：《医易会通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
[53]（宋）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四《巢谷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1987第1436页。
[54]（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第12页。
[55]（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一0《圣散子后叙》，《圣散子叙》，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2、331页。
[56]（宋）李光：《庄简集》卷一七《跋再刋初虞世必用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28册第618页。
[57]（宋）刘昉：《幼幼新书》，本书点校组：《点校说明》，中医古籍整理丛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58]李俊德、高文柱主编：《中医必读百部名著：诊法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59]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317、337页。
[6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0五，天圣五年十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54页。
[61]高希言、徐瑾：《天圣铜人对后世针灸模型制作的影响》，《中医学报》2011年第1期。
[6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一0二，第3946页。
[63]（宋）程迥：《医经正本书·本朝医政第二》，第2页。另有南宋嘉定五年（1212）的数据云：“今也局学生徒几三百员，率皆京邑辅郡之人，外此岂无遗逸。”（见宋人何大任辑：《太医局诸科程文格》，何大任：《序》，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可见朝廷医学生名额长期定为300人。
[64]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32页。
[6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四，第2795页。
[6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二0，第2799页。
[6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三八，第3637页。
[6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九，元祐七年正月己酉，第11206页。
[69]（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一三《郑升之入冥》，第113页。
[70]（宋）梅应发，刘锡：《开庆四明续志》卷六《出戍》，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994页。
[71]（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四三《论步军司多差拨将佐往潭州飞虎军》，影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48册第571-572页。
[72]（宋）许洞：《虎钤经》卷一《人用第三》：“医药之人，二十人已上，以兵数增之，兽医亦如医人之数。”（四库家藏，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参见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4页。
[7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七，第9113页。
[74]（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三九《庆历兵录　赡边录　嘉祐兵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596页。
[7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五一（第9160页）：四川茶马司押送时，“每马一纲五十匹，系合用牵马官兵二十五人，每人牵马二匹。纲官一员，小管押一名，兽医一名”。
[76]（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第25页。
[77]（宋）洪迈：《夷坚志·支景》卷九《李三妻》，第952页。
[78]（宋）刘克庄：《后村集》卷一一一《题龙溪蔡德容道院》，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5页。
[79]（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政府奏议》下《奏乞在京并诸道医学教授生徒》，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80]（宋）陶谷：《清异录》卷一《九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81]（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四《州县人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84册第229页。
[82]（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五《张小娘子》，第828页。
[83]（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一0《水阳陆医》，第916页。
[84]（宋）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六六《初夏幽居》，第1586页。
[85]（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一六《疟起舍弟尚未巳示道原》，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2页。
[86]（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五 《张小娘子》，第828页。
[87]（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七《喻氏招医》，第851页。
[88]（宋）何薳：《春渚纪闻》卷四《死马医》，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7页。
[89]（宋）洪迈：《夷坚志·支景》卷一《章签判妻》，第887页。
[90]（宋）洪迈：《夷坚志·支戊》卷三《陈氏鬼疰》，第1071-1072页。
[91]（宋）洪迈：《夷坚志·支癸》卷九《芜湖项氏子》，第1291页。
[92]（宋）洪迈：《夷坚志·支庚》卷八《道人治消渴》，第1201页。
[93]（宋）洪迈：《夷坚志·支癸》卷八《杨道珍医》，第1280页。
[94]（宋）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三《危病不药愈》，第1403页；《兴教寺僧》，第1408页。
[95]（宋）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五《腹中有声如击鼓》，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60页。
[96]（宋）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九《赵喜奴》，第1452页。
[97]（宋）洪迈：《夷坚志·支戊》卷三《成俊治蛇》，第1071页、《陈氏鬼疰》，第1072页、《卫承务子》，第1072页、卷八《许子友》，第1116页、《解俊保义》，第1117页。
[9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三至三四，第9128页：宋高宗时，广西邕州置司买马，运送时“每一百匹为一纲,每纲差官二员管押,将校一名、节级二人、牵马禁军或厢军五十人、兽医一名、军典一名。兽医许募百姓。”
[99]（元）脱脱：《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第2188页。
[100]（宋）廖行之：《省斋集》卷五《统县本末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
[101]程民生：《 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
以上转自宋史研究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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