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 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在“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刘跃进-长安学术

蒋多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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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由《柳青随笔录》、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刘跃进研究员的《目及千年事，心地一平原》以及上海大学文学院孙晓忠教授的《我们一直都是在找正确的路——读〈柳青随笔录〉有感》而组成。
《目及千年事，心地一平原》是刘跃进先生在“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这篇文章提纲挈领地指出了柳青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强调了对于“历史维度”的坚持，这对于防止并纠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仲乐）
在﹁新语境、新方法、
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柳青离开我们马上就要四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1972年5月，他到北京治病，就住在我家楼下。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确切地说，是朝阳区幸福一村一号楼。他住在四楼342房间。那年，我刚上初一，时常看到他下楼遛弯，不时和我们这些小孩子打招呼。深邃的目光，透过镜片，似乎洞察一切，印象很深。一身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温和的微笑，让人没有距离感。那时还小，没读过他的小说，只知道他是大作家。大作家就是这副农民的模样，是我对文学的最初理解。后来，我也开始偏爱文学，通过各种渠道借阅小说，应当也读过《创业史》，可惜印象不深，应该没有读懂。但感到亲切，感到温暖，感到农村生活的丰富多彩，是一定的。高中毕业那年，我主动要求上山下乡，希望也能像柳青那样深入生活，实现我的作家梦，大约与此有关。
关于柳青的评论，我关注得较晚。严家炎先生的名文《关于梁生宝形象》，是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的。严先生说：“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也许可以说是三多三不足： 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的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1]初读的感觉，批评的多，肯定的不够。因为与柳青有过浅浅的接触，对这种评价有点抵触。但这是专家之言，我无从置喙。再后来，又读到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一文。[2]她提出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认为柳青只是“文革”前“十七年文学”那种“共同文体”的一个写作者之一。“在21世纪初，《创业史》已经是一部不适合阅读的作品——这里所说的阅读，是指专业阅读，即以阐释为目的的阅读。”从当时的学术背景看，这些批评也许不无道理，但从感情来说，依然觉得有些偏颇。我总是固执地认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影响，是否有价值，应持有两个维度，一是现实维度，一是历史维度。有的作品，当时可能很有影响，但是在文学史上并无价值；有的作品在当时默默无闻，却有文学史意义。如果说柳青的作品只是前者，时代的传声筒，并无文学史的价值，那么问题来了，学术界围绕着柳青《创业史》召开的各种学术研讨会，还有大量的评论文章，特别是新时期陕西文坛上“三棵大树”的成长，都与柳青的文学史价值的讨论有关，这如何理解？我后来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于现当代文学渐行渐远。但我意识到，围绕柳青《创业史》的争论，其实涉及很多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
[1]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2]刘纳：《写得怎样： 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恩格斯《反杜林论》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常常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大而化之。只有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加以还原，走近真实的历史，所得结论才有可能切合实际。1943年2月，中央决定文艺工作者到工农群众实际工作中去，柳青作为头一个被讨论通过鉴定的同志，被中央组织部抽调下乡，分配至米脂县民丰区吕家乡政府做文书。柳青的独特性在于，他兼具革命工作者和文学家的双重角色。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工作者，理解党的农村政策，深知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在文学上，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触，把翻天覆地的时代风貌表现出来，创作属于自己的史诗。创作《种谷记》，也许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他构思《创业史》时，并没有将革命理想与文学创作作分离式的理解，而是力图将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试图从政治的、现实的、文学的高度去理解人物、塑造人物。1952年，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柳青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回到陕西长安县工作，在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真正走进“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不断拓展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终于写出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说：“《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 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柳青最清楚农民想什么、农民最需要什么。一个批评家，如果脱离农村实际，或者用后来的眼光看问题，就会觉得柳青笔下的农民过于脸谱化、概念化。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存在的，但更多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历史比较隔膜。
与此相关联，文学研究工作者如何成为作家的知音，处理好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难题。《文心雕龙·知音》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前面说过，围绕《创业史》的争论，已经远远超越小说本身，还涉及创作者、研究者的关系问题。刘纳先生的文章，已经作古的柳青自然无法回答，但刘可风《柳青传》记载柳青对文学评论的看法，可以视为他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系统看法：“第一，向读者分析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技巧，这是很重要的工作。第二，受文学评论影响的主要是广大读者，其次是成千成万青年习作者。不受文学评论影响的是已经成熟的作家。对他们不准确的赞扬能引起他们的反感，不准确的批评，不能动摇他们的创作规划，却能做他们加强规划的参考资料。作家成熟与否，看他在政治思想、生活阅历和文学修养三者达到大体一致的较高水平。而无论怎样‘权威’的批评家，在生活阅历这方面，不能和作家相比的。所以对不准确的批评能采取评价的、警惕的态度，这是作家成熟的表现之一。第三，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由它本身决定，批评家的影响是暂时的。任何‘权威的批评家’，虚捏作品的成就或抹杀作品的成就，都是暂时的在读者和青年习作者中起影响。对文学作品最后的评断是时间的考验。好的作品，总是逐渐被人承认，越来越有光辉的。”他承认文学批评很有用，但是做好文学批评并不容易，要在政治思想、生活阅历和文学修养三个方面，都要有较高的水平，才能使自己的理论批评有深度，叫作家信服。什么叫有深度？还是得回到人民的立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核心是广大农民，农民是否喜欢，是否支持，是柳青小说亟待回答的问题。他说：“我研究农民为什么劳苦？我研究他们怎么那么爱儿子和土地？”中国农民的苦难与艰辛，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对劳动的热爱，他们的理想，他们力图为改变生活所做的一切努力，所有这些，都成为之后柳青小说反复书写的主题。而这些，脱离了农村实践的理论家，或者远离那个时代的研究者，未必能够有清醒深刻的体认。柳青坚持认为，文学批评、美学研究，必须结合艺术创作实践才会有说服力，否则，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实际指导意义。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建安时期的大文豪曹植《与杨德祖书》，就以知文自居，开展积极的文学批评工作。他说，世上大约只有孔子的《春秋》，弟子不能改动一个字。除此之外，所有的著述，都有修改的空间。他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关键是谁来品评修改，确有一定讲究。“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南威，古代美女。《战国策》载，晋平公得南威，三日不听朝。龙渊，宝剑名。作者这样写，无外乎是想说，只有南威这样的美女才能说得上美艳，只有龙渊这样的宝剑，才能谈得上锋利。还有一句话，作者没有说，即只有像作者这样懂得文章的人，才有资格品评文章。柳青亦有这种自信。他在给女儿刘可风写的一首诗中说：“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具创造力的表现者，柳青的文学是温暖的，也是忧伤的，贯穿始终的，是坚强的品格。所以，他的作品，给人力量，让人产生崇高之感。这样的作品，“总是逐渐被人承认，越来越有光辉的”。今天，我们在柳青的家乡召开“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强调“新”字，就是因为柳青的创作，常读常新，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应当与文学创作保持密切的知音关系，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图为刘跃进先生。
图片来自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官网，侵删。
作者简介
刘跃进，男，1958年生。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遗产》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研究。2002年12月，与曹道衡先生合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荣获第13届中国图书奖。2017年，《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荣获第四届思勉原创奖。
来源：《长安学术》第十一辑
编辑：《长安学术》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