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 生态女性主义在国内批评实践中的问题探究 韦清琦-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蒋多多
【作者简介】
韦清琦，男，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博士（2004），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师大金陵女子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批评研究、翻译。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及一般项目，发表A&HCI论文3篇及国内权威期刊论文数十篇，译著十余种，代表作包括《爱达》、《刀锋》、《人性的因素》、《羚羊与秧鸡》等，曾获江苏省紫金山翻译奖及鲁迅文学奖翻译类提名。

韦清琦 教授
生态女性主义在国内批评实践中的问题探究
（本文发表在《外语与外语教学》2017年第2期，第127-139+1页。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其在中国的接受” (项目编号：12WWB008)；辽宁省社科规划课题 “当代英美生态批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项目编号：L16AWW001) 的研究成果；
摘要：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来到中国的十几年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国内环境批评及性别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对该思想运动内部的支派尤其是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辨析，以及对与生态女性主义联系密切的其他环境思想运动，尤其是深层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的区分，仍然是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从以上问题出发，并基于对 2001-2010十年间中国生态女性主义论文采样的描述，本文研究指出，旨在进一步破除二元论、强调联系原则的生态女性主义，应该更注重整体性视角，从而为自身获取更广阔、更有价值的批评实践空间。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整体性；二元论；批评实践
1. 引言
本文的研究背景是：生态女性主义自引入国内以来，其研究、批评实践及本土化重构均有了长足的进步，没有这一基础便无从去尝试这样的阶段性总结。笔者于 2003 年在《外国文学动态》上开始介绍这一批评流派的方法与实践，次年金莉在《外国文学》上发表重要论文《生态女权主义》。之后每年都有成批量的硕、博士论文以此为选题并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工具来解读本土本文化的艺术创作，且数量有增无减，至 2011 年吴琳出版《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已经对这一新兴的理论思潮进行了内部的概览与外部的语境辨析。不过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内部分野，及其与环境主义运动的其他分支之间的对话与区分，进行深入的考察与厘清，因为在大量的批评实践中，由于对该评的内部与外部语境的缺乏总体评判而混用、误用甚至滥用该术语的现象时有发生。基于以上现状，本文试图通过对若干问题的梳理，以期更多的学人注意并加入问题的讨论，使得生态女性主义在经历本土化重构时，能够获得更加清晰、更有活力的阐释空间。
在几个主要问题展开之前，首先指出生态女性主义的萌发，早于该术语的诞生。目前国内学界几乎众口一词地认同，生态女性主义应该追溯到 1974 年法国学者德·奥博尼 (Francoise d’Eaubonne ) 在其名著《女人或死亡》( La Feminisme Ou La Mort，1974) 中对该术语 (ecological feminisme) 本身的提出。不过我想指出，写于 1949 年的《第二性》，虽然并没有专事女性与自然问题的理论建构，也没有使用 “生态女性主义” 一词，但是波伏娃因对这一议题的体察，显然应当成为该理论的一位最重要的——先行者。波伏娃敏锐地捕捉了女性与自然在沦为 “他者” 时彼此间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波伏娃在分析女人的后天性时，始终在寻找他者的其他身份进行类比，其中很突出的是自然和被压迫族裔的处境，而我更愿意将这种 “类比” 或曰 “隐喻” 视为女性主义的一种直觉——一种更包容，胸襟更加博大的女性意识的流露。这样的类比在《第二性》中多次出现。有理由相信，波伏娃所有关于 “他者” 的讨论，都不是单纯地在谈 “第二性” 的问题，而是将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 “第二类” 群体都纳入自己的视野中。波伏娃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因反对 “任何形式的二元对立” 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普遍联系性。
然而从当今的视角来回顾，我们感到波伏娃毕竟没有给出完备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策略。她虽然洞察到女性的人造第二属性与关于自然的人为塑造之间的可比性，但在如何超越女人的第二性，如何超越 “自在” 而走向 “自为”，她给出了一个摆脱自然，与男性一样获得完全自由的路径。她急切地要划清女性自身与自然之间界限。这种 “选边” 的做法，一方面与男性一样选择疏离自然，将自然边缘化，无异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同样继续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因而，女性要撇清与自然的关系而求得从边缘地带的归来，只能以一种歧视交换另一种歧视。正如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女性运动无法走向胜利一样，我们也很难想像一种容留人类中心主义的女性解放。
究其与存在主义的渊源并非本文的主旨 (参阅韦清琦，2015) ，但对波伏娃研究的刷新有助于追溯生态女性主义的更早由来；此外，也有助于说明突破二元论时往往面临的艰难。以下关于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及深层生态学的评述，都与此密切相关。
2. 内部的分支及层面
打着 “生态女性主义” 这把大伞的批评运动，并非铁板一块，行动一致。其实践层面上更有着庞杂的政治、哲学、文化理论来源，例如可以汲取生态学与环境研究，领悟生命相互依存的关系，有的灵感来自对发展、科学及现代主义的批判，当然更多的直接来自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所积累的巨大财富。因此这一术语，更像是一种 “话语” (discourse) ，作为话语，生态女性主义能够为来自不同立场和人群、但又希望分享政治与伦理诉求的声音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同时这也意味着对这一术语不加区分的笼统使用，不但对于所面临的问题有隔靴搔痒之嫌，而且很难根据实际语境而采用更精细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策略。这些都要求我们从其生发、沿革的路线来对其细分派别进行梳理。
以下对女性主义影响下的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派别进行简要的概述。
自由女性主义 (liberal feminism) 一般被视为第一波女性主义思潮，主要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或者向前兼容更早期的西方女性解放运动，以平权作为其最重要的特征，同时在重视消除不平等时容易忽略两性的差异。“男女平等” 被理解为等同男性，在男性的话语框架内享受相同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Marxist feminism) 主张女性要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参与生产劳动，从而才能获得土地等资产再分配的权利。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socialist feminism) 则较为温和，反对僵硬的阶级分析，而是认为对女性的压迫是又一张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所建构的。
激进女性主义 (radical feminism) 及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文化女性主义” (cultural feminism) ，在将妇女受压迫的基础归于男女生物学与性的差异的同时，强调这些差异反而可以成为争取妇女解放的出发点。在摧毁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时，文化女性主义者提出两性的分离、倡导纯粹的女子性 (femaleness) 。还有人致力于发展区别于男权统治的女性主义政治、文化及伦理学。还有做得更加极致的，则诉诸以女神崇拜为核心的古代仪法，视性灵 (spirituality) 为个人与社会变革的源泉，而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便从此脱胎而来。
文化或激进女性主义通常被归为第二波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波段，往往就在 “求同” 还是 “求异” 之间徘徊和摇摆，以期获得终极的平等与公正。激进女性主义彻底否定男权统治的意识形态，走了与第一波女性主义迥然相异的路子，即不谋求对男性既得权力框架的同等参与，而是加以抗拒、翻转并替换，同时重新构建具有女性元素的抗衡体系。然而这些激进的构想问题不少。翻转与复古很难在实践中推行，更本质的问题在于，这样的翻转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父权制度下的二元对立思维，男性话语霸权唆使下的认为男性与理性、主动、公共相联系，女性与感性、被动、家庭挂钩等刻板印象依然存在，甚至还得到了强化，无论所谓的女性价值是否能真的占主导地位。
可供参考的还有麦茜特对女性主义与环境运动运动内部分支的归纳 (Merchant, 2008: 6) :

其中，从文化女性主义衍生出的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是这里需要辨析的一个重点概念。该理论认为，对女性与自然的分离与控制成就了男性气质 (masculinity ) ，并由此逐渐形成在本能上就需要占有、控制和统治的父权社会，成为所有人类不平等现象的根源，而要摈除这一不平等之根，就要重返 “女性文化”，重新承认并评价被父权社会边缘化的价值，包括女性气质、身体、情感，当然还有非人类的自然。只有富于女性气质的新型文化与权力秩序的确认，人类社会才能走向最终的和平以及与自然的和解。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著作早在 1988 年就译介到国内，影响力十分广泛，其代表人物之一苏珊·格里芬的言论得到广泛引述，例如《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一书中提到，“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还认为，由于具有创造和养育生命的能力 (像大自然那样) ，女性历来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灵更适合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该书并引用格里芬诗意的语言：“女人与大自然共语……她能聆听来自地球深处的心声……微风在她耳畔吹拂，树叶向她喃喃低语”。(何怀宏，2002: 230)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很看重女性与自然的那种形而上的精神纽结。女性似与自然具有先天的联盟。与早期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端倪但严厉批评女性所受到的身体奴役的波伏娃不同的是，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竭力夸赞这一身体的自然性的优越，甚而以各种母神崇拜的形式来强调女性从自然汲取的丰饶与创造力。在环境史学家麦茜特看来，与机械论相对立的有机论所强调的自然母亲的隐喻，正是看到了大地与母亲所可类比的养育功能，因此，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诚然，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以其鲜明的诉求，并作为一种激进的、吸引人的政治策略在环境保护和妇女解放运动中独树一帜，而女性主义艺术创造也从中获得了很多灵感。但是，女性是否较之男性更接近自然，是个争议极大的命题 ①，而且无论如何，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缺陷也非常醒目，最重要的是，它在把女性自身拉近自然的同时，却使得本来就与自己密不可分的男性更远离了自然，因此它的本质主义取向使其无法摆脱二元性思维的根本局限。正是这一认为女性比起男性更接近自然的本质化取向，使得整个生态女性主义在性别研究领域内引起了很多怀疑甚或敌意。例如诺艾·斯特金曾坦言她的许多同事因此而疏远了女性主义研究(Sturgeon, 1997: 23) 。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女性与自然的有些神秘的天然联系，原本更重要的政治议题，如本应推衍的与对其他群体压迫类型的关联，就被遮蔽了，其政治正确性很难得到保证，无怪乎有学者批评道：“生态女性主义者的 ‘女性’ 类别，如其他女性主义一样令人产生疑问：它被不同处境的女性挑战，因为它偏重西方、白人、中产、和异性恋及大致上生理决定论的立场”。(Sandilands, 1999: 110)
早在生态批评崛起之初，该领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劳伦斯·布依尔就在《新文学史》上谈到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作用时就指出：“生态女性主义在这场运动的早期的背后起了十分关键的影响，表现在把人们的注意力同时引向了性别问题，以及，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引向了所有由以人类为标准这一思维方式所引发的病态现象上” (Buell, 1999: 708 ) 。可见生态女性主义对于生态批评视野的开拓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它最强的生命力来自于其鲜明的批判性，这与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意趣迥异。因此，说得严厉一些，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将女性从男性那里抽离出来而使之与自然强行并置的策略，不但不能解决女性与自然的困境，反倒使得人对自然的盘剥，以及男权对女性的压迫，甚而其他类型的不公正统治，在彼此之间找到 “合理” 的依据，从而会强化这样的统治。
再举一个饶有深意的例子来说明这一 “文化” 立场的局限性。格里塔·加德在研究素食女性主义与素食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时提及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格里芬虽然 “认识到女神文化和父权思想中女性与动物的这种联系”，且 “对素食主义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但 “却并未在其作品中倡导素食主义或是动物解放”。是什么阻碍了格里芬做进一步的推导，而未能终究解放自然? 在加德看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路径大致经历了由对多种压迫客体相关的最初观察到对压迫自身结构与功能的分析。”而显然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在 “最初观察” 这个阶段止步不前了，只知联系本身，而没有对联系背后的深层结构，尤其是各种形式的系统化压迫之间关联结构，做进一步分析，只有 “探索不同受压迫载体之间的联系 (即女性、有色人种、非异性恋、南方国家、非人类动物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到探索压迫结构本身”，生态女性主义才能转型升级。(Gaard，2002: 125-127)
因此，取代激进/文化女性主义的第三波女性主义则致力于根除二元论并倡导非二元性的理论与实践，在结束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中男/ 女、文明/ 自然、理性/ 感性、全球/ 地方、白人/ 有色人种、城市/ 乡村等形形色色的零和游戏的努力过程中，走向绿色的生态化思维。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后现代的第三波女性主义即一种走向二元交融的生态女性主义，它在先前不同波段的女性主义和不同层面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变革而来，因而与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凯伦·沃伦(Karen Warren) 在《女性主义与生态学: 缔造联系》(“Feminism and ecology: Making connections” ) 一文中给出的 “转型式女性主义” (transformative feminism) 的称谓是一致的。沃伦认为转型式 (生态) 女性主义有四大基础诉求：
① 对女性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之间存在重要的关联;
② 理解这些关联的本质是理解对女性及自然的压迫的关键;
③ 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必须包括生态视角;
④ 解决生态问题也应该包括女性主义视角。(Gaard，2002: 129)
沃伦指出，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以及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缺乏对这些关联的充分解析，而 “转型式女性主义” 之所以几乎能够成为第三波女性主义的旗帜，是因为思考这一问题的女性主义者们，将生态视角引入了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中心议题时，并且在寻找自然与女性受压迫的密切关联时，仍然没有止住探索的步伐，而是继续在根源上揭示一切压迫形式的原型即统治的逻辑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和二元性 (dualism) ，力图建构一种一种以 “生态文化批评” 为契机，拓展为的最为广博的女性主义理论。
换句话说，做个小结：如果人们在审视 “生态女性主义” 之中两个关键词 “生态” 与 “女性” 的联合时，最初就如同文化女性主义那样去找寻两者那种 “与生俱来” 的亲密关系。但是具有环境维度的女性主义者应该随即认识到，这所谓的 “与生俱来” 实际是一种错觉，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文化中，自然与女性共同承受的被压迫被统治的相似情形导致了自然与女性的贴近。换言之，指认女性与自然的 “亲密” 联系的先天性还是后天性，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论是否能超越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而继续前行的关键标志。女性主义者应当进而突破二元性，指出两者的结合，并非天然的类似，而是命运的类似，最终寻找所有弱势群体的这种类似性，(生态) 女性主义由此跨过了只关注女性到关注自然再到关怀一切 “他者” 的历程。我们在进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时，不可不加甄别地认定其为铁板一块而在一种粗犷的层面上使用这一术语。对于这里所推重的第三波生态女性主义，可以用诺艾·斯特金给出的定义来印证：“生态女性主义是联结诸种环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运动; 更确切地说，它诉诸这样一种理论，即认可性别、种族、阶级等种种不公正行为的意识形态，与纵容对剥削、恶环境的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关联的” (Sturgeon，1997: 23) 。
通过对所有这些关联的指认，来揭露并消除压迫的根源，以此作为理论的运用策略，如文学批评的策略，笔者认为，这就是第三波生态女性主义区别于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最根本之处，也是文学研究领域内使用作为批评工具的生态女性主义的最恰切的路径。
3. 外部的派别与区分
生态思想运动的洪流中当然有众多支派且为文学、文化批评学者所用于文本的解读。对于生态批评 (ecocriticism) ，笔者越来越认为它与生态女性主义在很高的程度上有了融汇，因而在下文中拟重点对社会生态学 (social ecology) ，尤其是深层生态学 (deep ecology) 加以区分和批判，以提醒国内研究生及青年学者对上述概念不加甄别地予以运用或混用，甚至误认为，比方说，影响广大的深层生态学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
社会生态学主要是指美国哲学家默里·布克钦 (Murray Bookchin) 所提倡的以社会学问题为其强调重点的人文生态研究，其学理根源来自马克思主义、自由无政府主义及辩证法，所以它更像是借用生态问题来谈社会问题，是社会内部各种压迫形式为人类剥削和统治自然提供了模式与依据。因此人对自然的态度的失范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归根结蒂要回到社会意识形态中去查找弊病。对此，生态女性主义表示了很高的认同。据格里塔·加德在《女性主义形成》(Feminist Formations) 期刊上的综述，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一批生态女性主义主导代表如伊内斯特拉·金 (Ynestra King) 等人与布克钦共同研究创立了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 (social ecofeminism) ，以阐明两个学术运动共同的唯物论基础 (Gaard，2011: 29) 。
布克钦非常看重人的能动作用，认定只有人的自决意识可以助其通过外在的控制和统治而获得自由，因此自然的自由、生态系统重新获得的稳定，也只能通过人在追求自由的努力中实现。说得通俗些，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
对于这一论调，生态女性主义者一方面肯定其在自然问题与社会问题中寻找联系的策略，一方面批判其仍然以人为核心的思路。首先，布克钦认为 “人—自然的统治是步了人—人统治的后尘，其重要性次于后者。因而我们必须先建立一个铲除了所有形式的压迫等级制度之后才有希望达到一个生态社会”；其次社会生态学仍抱有对自然活动的管理人 (steward) 心态，人有能力引导自然进化，向人的需求方面发育。既然是这样，自然有无权利及内在价值，有无独立性，有无自组织进化，都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于是出于对人类理性的推崇，布克钦在试图消除人类内部的等级时重建并强化了理性与非理性、人与自然的等级，将人高置于食物链的最顶级。对此，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是同声谴责其人类中心主义的。
而深层生态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生物中心主义 (biocentrism) ，这对于环境保护运动是更加 “讨巧” 和 “应景” 的口号。奈斯、杜瓦尔、塞欣斯、福克斯等深层生态哲学家之所以定其学说之 “深”，概括起来主要是指: 追问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即人类中心主义；在东方宗教中寻求解决之道; 推崇自然的内在价值，在其实践中主张贬抑人类的扩张包括人口的增长。
深层生态学基于上述之 “深” 提出了 “自我实现” (self-realization) 和 “生物中心主等” (biocentric equality) 。前者视个人为整体的一部分，劝说人们放弃自我而拥抱边界不断扩大的 “大我”至万物相连的自然；后者认为所有的生命体拥有同等的内在价值，为此人类需要回到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物区域性的 (bio-regional) 传统社会去。
深层生态学因其鲜明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旗帜而得到了更有颠覆意识的激进环境运动的欢迎，在西方无论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其影响力都远胜于社会生态学。然而它同样存在自己的问题，并受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
首先很明显的是，如果说社会生态学过分将人的社会的放在了第一要义的话，那么深层生态学恰巧相反，在极端强调生物中心主义的同时，把复杂多层次的人群扁平化，不去从阶级、种族、殖民、性别等各个细分层面进行区别解读，而只是笼统地视之为与自然相对应的 “人”，从而很 “方便” 地对人类中心主义大加征讨。这样带来的后果是，虽然深层生态学从环境保护这样最浅的层面探入到了人类对待自然的倨傲态度这一较为深刻的“根源”，但却忽视了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社会内部其他各种 “中心主义” 的本质联系，因此深层生态学的环境正义，是缺乏社会正义维度的。当它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对自然的统治与剥削，与人类内部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时，它的生态政治只能走向性灵、宗教及个体改造，“自我实现” 在这样的情形下被推出也自有其道理。
深层生态学的倡议者及大批拥护者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尤以白人男性居多。换言之，深层生态学者及其拥趸本身是人类社会内部不平等制度的受益者，他们没有天然的社会变革动机，他们在即使是 “深入” 思考生态问题时，至少不会优先地将其与种族、阶级、性别等问题联系起来，因而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这种理论便具有了先天的不足。例如极端的深层生态学实践组织 “地球优先! ” (Earth First!) 的首领戴夫·福尔曼建议道，为了把给地球生态系统造成沉重负担的人口总量降下来，就应该让埃塞俄比亚的饥民自生自灭。尽管这一论调并非深层生态学的主流，但后者同样未能意识到人口与消费力并不成正比，过度消耗地球大量资源 30-40% 的恰是只占世界人口 6% 的美国。
由此可以指出深层生态学的第二个弊端：具有强烈的后殖民色彩。产生于后工业时代与国家的深层生态学，在貌似寻求返身回到前现代社会与非西方宗教的姿态中，实则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需求于不顾。对此即使是受到深层生态学很大启发的生态批评学者，也不禁站出来加以驳斥。如罗伯·尼克森(Rob Nixon) 在其长篇论文《环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 (”Environm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 中指出，“那种呵护净土式的话语 ”在东方“ 并没有扮演正面角色。在充满浪漫情调的原生主义语境中，被殖民者尤其是女性，被不断地自然化为传承的物件，可以去拥有、保护、惠顾，而不能成为自己的土地及遗产的主体” (Nixon，2005: 235) 。
生态女性主义者对深层生态学同样有严厉的批评，格里塔·加德在讽刺性地描述热爱荒野的美国人时说：“第一世界的登山者去远在万里之外的国度，那里大多数的人民因全球贸易协定而生活贫困，而这些登山者自己的国家却因此受惠，这意味着什么? 雇当地的人在他们自己国家的荒野里做向导，这意味着什么? 去了荒野，了却了登山的心愿而没有利用本地的向导，又意味着什么?” 她给自己的设问追加的问题，则更像是答案: “殖民主义在哪儿才算终止?” (82)
伯克兰 (Birkeland) 指出，生态女性主义者批评 “深层生态学的偏颇男性——空泛、疏离、非个人化、及性别盲，并且忽视权力。深层生态学者拒绝承认性别和女性主义分析的重要性，因此实际上延续他们企图改变的二元思想” (Birkeland，2005: 29) 。国内亦有学者提出相似的看法: “在很多方面，生态女性主义都与深层生态学相似，但生态女性主义又不同于深层生态学。根据生态女性主义的看法，深层生态学无视性别的前提，即它在谴责人类中心主义时没有严肃考虑男性中心主义 (Androcentrism) 或男性统治的构成机制”。(王词 李庆霞，2011: 49-52)
小结一下：社会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分别偏向了以自然施恩者自居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充满了白人帝国心态的后殖民情结，都没有将所有形式的压迫与剥削——无论存在于人类社会内部还是人类与自然之间——以解构二元论与统治的逻辑的方式贯通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深刻的是人文生态学，便是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处于发展中的东方社会主义中国的学者在拓展自己的环境主义视角时，尤其要注意到社会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的缺陷，以及生态女性主义在打通两者并发展整合性别、种族、阶级等多视角时，为女性主义与环境研究所作出的双重努力。
4． 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践概述
我想从一个切入点，来探明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及接受情况。作为展示国内学术现状的一个窗口，具有较高彰显度的知网成为本课题调查的途径之一。根据我与研究生的搜索结果，从 2001-2010 的十年间，知网收录了关键词与摘要含有 “生态女性主义” 且具有足够体量的论文共 258 篇。我们对这些论文逐篇细读，以此为调查的原始资料，得出了一批数据，其涉及的方面包括数量增长情况、作家及文本的关注度、文化生态女性义对当前研究的影响、中外交流对比等。以下就这些情况，结合具体文本作一简述。
(1) 显而易见的是，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数量呈逐年增长之势，从 2001 年的零起点、2001 年的 1 篇、2002 年的 2 篇，至 2010 年大幅提高到 76 篇，可以说该研究的确方兴未艾，即使该组数据与真实情况有出入，但增长趋势是毫无疑问的 (见图 1) 。

(2)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响力及其负面作用不可忽视。据我自己的统计，十年间文学批评类的 206 篇论文中，有 63 篇以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展开论述，比例为 31% (见图 2) 。
这些文章或完全以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为理论平台，或受其重大影响，或在评述生态女性主义时，以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为其主流。如前文所述，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分支体体现了该批评实践不同的策略，因时因地的确会有很好的效果，尤其与行动主义相结合时。但在纯粹的文学批评层面上，如过分执着于偏向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一脉的分析，便会流于表面，而体现不出更深层的批判精神。

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发于 2006 年的论文《庞德诗作中的女性形象解读》，虽然在结尾指出：“将自然和女性当作实现自身目的的资源和工具，将她们纳入自身的文化秩序中，” 但通篇结构上仍然力图展示并认同女性即自然，或相较男性更接近自然，从三个小标题就能看出来: “一、女人是美丽的自然; 二、女人是致命的诱惑；三、女性是生理过程” (杜予景，2007: 106-108)。再比如 2008 年的论文《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苔丝悲剧》宣称，“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社会和男性对于自然和女性长时间存在着一种侵犯和压迫，而这两种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自然和女性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亲近性和相连性” (史元辉 陈进封，2008: 105-107) 。我认为这是很多受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影响的作者所共同呈现出的典型的逻辑倒错——并非先验的自然与女性之间的 “亲近性” 招致两者压迫的关联，而是正相反，两种压迫形式的同构性，使得自然和女性 “同病” 而 “相怜”。
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从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女性与自然的本源同构：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 “原型”》，该文观点鲜明地称，“女性与自然的本源同构。这个所谓的潜在关系也就是大家所公认的、不容置疑的、甚至不证自明的理论预设前提” (刘颖，2010: 35-39 ) 。而我想提出，如何从女性与自然所谓的 “本源同构”，走向 “压迫同构”，才是真正应该注意的指向。
对于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对更紧要的议题的遮蔽作用，论文《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性别意识——对生态女性主义挑战的一种回应》是个很好的证明。作者显然把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化分支当作了其主流意识，因而批评它忽视了社会正义问题。文章指出: “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使命就是，恢复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天然的内在的联系。她们认为，女性承担着生育、哺育等生命生产的活动，对生命孕育和成长有自己的亲身感受，因此，女性比男性更接近于自然。按照这种思路，她们将批判的矛头也对准了马克思主义” (张云飞 刘江华，2008: 66-71 ) 。在这里，作为左翼思潮、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的迫切命题，即对各种压迫之间的关联的考察，没有得到任何关注，不能不说是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误解，以及一种遗憾。
当然，也不乏对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保持警惕的立场，如 2010 年的《＜ 珍妮姑娘 ＞ 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提醒我们，“过多强调女性和自然的亲密关系，本质上并不是对女性的肯定，而是借助自然对女性的一种捆绑” (邱慧，2010: 18)
对于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写作策略，其追随者如果能认真阅读金莉早在 2004 年发于《外国文学》上的指南针式的论文《生态女权主义》，也许会更好地认识到，这一批评武器，完全可以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具批判性的锋芒，和更包容性的批评平台。金莉对于 “生态女权主义” 这一术语的界定重心，其实本应该对这十年的批评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她明确指出: “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论断是，那种认可性别压迫的意识形态同样也认可了对于自然的压迫。生态女权主义号召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认为如果没有解放自然的斗争，任何解放女性或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 (金莉，2004: 57-64) 。我想，这才是生态女性主义最重要的使命，才是其批评意义的真正所在。是否采纳文化生态女主义的路线，对于同一文本的解读走向，会产生非常不同的效果。例如，频繁活跃于环境主义视野内的美国文学名篇、萨拉·奥恩·朱厄特的短篇小说佳作《白苍鹭》因其基本情节线索，沿着人与自然 (苍鹭) ，小女孩与男青年的两组二元关系展开，而很容易受到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亲睐。诚然，在这个文本中，也貌似很容易彰显一系列的女性 (小女孩西尔维亚、母牛、祖母 ) 相较于一心要杀害苍鹭并占有其标本的男青年，更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亲善，但美国学者罗布·布劳特却在小说中仔细体察到了更深刻的内涵。他注意到作为鸟类学家的年轻男子对于获取苍鹭有一种志在必得的倨傲心理，故事里的相应描写是: “从那个羞涩的小姑娘昨儿显露的一两回眼神，他可以断定，她至少见过白苍鹭，现在真地必须得让她开口了” (Jewett，1886: 20) 。我的中译 “必须得让她开口”，转换了原文的被动语态 (“must bemade to tell”) ，布劳特认为，这个词组强调了这个外来者在介入自然时的自大自我的心态，“他同时践踏了西尔维亚与身临的亲密关系，以及她对他产生的亲密感。他自身的欲望，就是衡量一切 ‘他者’，一切他自身以外的生命价值的尺度” (Brault, 2008: 83) 。我们看到，布劳特在文本中捕捉到的，是凌驾于自然与女性之上的目空一切的男性价值观，这比单纯地、反复地揭示小女孩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要更具批判的力量。布劳特的阅读，与金莉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认识正相呼应，也是我所认定的更有价值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3) 生态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建构，或者说，对该批评使用的本土视角，还有待加强。这可以用两组数据来体现。一是在 206 篇文学批评类写作中，仅有 5% 以中国文学为文本为阅读对象，另有 1% 为中西比较，其余均为外国文学，而且一些拥有典型适配文本的作家的集约度也非常高，如哈代一人就占了 7% (见图 3) 。
二是诉诸本土思想资源，致力于使其与生态女性主义融合，从而真正实现它的本土化重构的论文少之又少，在 258 篇的总量中，只有区区 4 篇。
反观国外，倒是作为他山之石的中国传统思想，正日益得到重视，如纳宁格的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该著作把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触角进行了淋漓尽致地发挥，几乎囊括对一切弱势群体的关怀，另一方面以中国道家的阴阳学说为统领，从而把原本仅为女性的议题扩展为 “阴” 的议题，值得我们反过来去借鉴学习。我很希望在今后的进一步类似统计中，这些数据能得到强力修正。

5. 结语: 走向整体论生态女性主义
“女性必须意识到，在一个仍以统治为最基本关系的社会里，她们不可能有解放可言，生态诉求亦无法实现。她们必须将妇女运动的要求与生态运动结合起来，为的是最终实现度社会-经济基本关系以及这种 (现代工业) 社会基础价值观的革命性重塑” (Ruteher，1975:204) 。说这番话的是生态女性主义最早期的代表人物罗特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距今已逾四十年，然而女性主义对各种压迫的普遍联系性的考察，仍并没有成为不言自明的议题。无论是女性主义，还是生态女性主义，只有走向一种整体性的批评运动，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实践创新性。“整体主义” 一语并不只有生态女性主义提倡，深层生态学也讲整体主义，但涵义不尽相同。另一位美国学者玛蒂·基尔 (Marti Kheel) 分别用 wholism 和 holism 来加以区分深层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的整体主义观的不同，认为前者所强调生态 “整体性” 价值大于独立个体价值的思想倾向，以及动物解放主义者关于个体价值大于整体价值的观点都没有完全破除二元论，而只有强调生态学概念中的相互联系性 (interconnectedness) ，只有视个体与集体的利益的相互关联性，才能建构一种更具整体性 (holistic) 的伦理观 (Kheel，1990: 136-137 )。国内也有学者给出了很相近的看法: “生态女性主义从整体论立场出发，把整个世界称为宇宙之链，并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宇宙之链的一部分，人类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在自然之中。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野中，自然不是僵硬的，不是人类掠夺的对象，而是与人和谐相处的自然。不难看出，这些都是对传统主客二分自然观的有力抨击”。(王云霞 李建珊，2007: 59)
克廷 (Deane Curtin) 、加德等人还把语境性 (contexualism) 纳入生态女性主义的整体性：“生态女性主义是语境性的，在结构上为复式而不是单一的，重点关注的是女性声音的多样性，将伦理理论理解为过程中的理论，根据历史与社会经济情境的变迁而作出关系上的调整；它又是包容性的 (inclusivist)，青睐能够反映各类压迫人群的视角的诉求和心声” (参Gaard，2001: 1-26) 。另外，生态女性主义文论秉承后现代主义思潮而经常提及的杂糅性 (hybridity) 一语，例如格里塔·加德的杂糅性书写，再比如有学者认为杂糅 “对于女性的神话缔造、叙事重塑以及自然环境的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 (Wright: 105) 。杂糅看起来似乎与整体主义冲突，但我认为具有打通两者的前景，因为无论是杂糅还是整体，还是包容，都像生态女性主义这个用于本身的杂糅结构一样，都呈现相似的倾向：颠覆二元，突破疆界，跨越规范。正因为如此，生态女性主义如今的研究范围也得到了广泛拓展。在 2016 年美国出版的新书《生态女性主义的当代视角》(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Ecofeminism) 中，加德所撰稿的第九章便是专注研究气候变化这一重大议题在科幻小说、影视作品等不同体裁中的再现。加德认为主流叙事只是将气候变化作为恐怖事件或是需要科技干预来解决的问题。然而涌现于全球各类运动中的艺术家、行动主义者、研究人员所提供的数据表明，气候变化不只是个技术能对付的问题，还关涉全球性的不公正，其最终化解需要同等地关注正义问题，包括经济的、环境的、性别的、物种的等等。事实上我们看到，在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关注实际问题时，把 “环境” 或 “性别” 议题孤立起来，是无法操作也达不到效果的，理论已进阶到了如若不整体观照就无法实践的程度。
还是在这本书中，编者面对 “我们仍然还需要生态女性主义，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环境危机与挑战么” 这样的疑问时，信心十足地举出了当代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所致力于的丰富多样的主题：“肉体性与动物; 对于统治的经济、社会、政治体系的实质分析；基于社区的参与性研究; 殖民性主流世界发展；精神性研究; 自然管理；自然界及其恶化在大众文化中的再现研究等等” (Phillips Ｒumens，2016: 1) 。在我看来，由于上述的生态女性主义不断进行学科与外延的拓展的杂糅特质，这张单子还远未穷尽。
而在本土化语境中，中国本土的思想，还能为这样的整体性，灌注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涵呢？致力于寻求道家思想与生态哲学之间的联系的旅澳华裔学者赖蕴慧 (Karyn L.Lai) 认为，《老子》的要义在于揭示一切生存形式的普遍联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与基尔所强调的生态女性主义整体性是多么的类同，赖蕴慧甚至也适用了 “整体” 来描述道家思想：“现实便是由一切存在形式之间永不停息的交互作用，以整体形式 (holistically) 构成的” (Lai，2001: 31)。因此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的本土化、整体化建构的资源基础，我们仍然强调道家哲学是一个最重要的选项，如纳宁格以下的分析，以此作为最后的结语，对于本文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逻辑性的、量化的、男性的、阳的系统是现代科学、经济学、技术与发展的基础。鼓吹这一还原论体系的人并不能接触到全部现实，那是必须融入直觉的、质化的、女性的、阴的视角的。其结果必然如同盲人摸象，无法获知真理。还原论方法只会产生碎片式、机械性的知识系统，其带给现实的则是灾难性的后果。不过，当我们意识到这一局限，并将量与质、男性与女性、阳与阴融为一体时，我们或能目光如炬。到那时，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鲜活的、有力的、相互关联的、和谐的整体。( Nhanenge，2011: xiv )
整体性是化解二元对立、追求联系性、包容性、语境性和和谐性的。整体性决定了生态女性主义与众不同的魅力：她不会停留在仅仅对生态与女性的关注上。她在其现行的理论版本中预留有扩展接口，留下了足够的升级空间；如果立足本土，放眼文学批评历来关注的所有对象，如果将生态女性主义中的关键词 “生态” 与 “女性”，依 “知雄守雌” 式的整体主义思路加以拓展，我们会获取更加广博的批评领域，也会将这一批评工具的阐释力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注释：
① 波伏娃对此也有自己的理论，即在人类早期，男性便直觉地意识到 “大地即女人”，参见第五章 “早期农耕时代的女人”。而纳宁格的梳理尤其有益，她将生态女性主义内部对自然与女性关系的考量分为三种： 一是视其为基于二元价值论及统治的逻辑之上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建构；二是从生殖特性而简单推断生物性联系；三是视其为精神联系。纳宁格认为第一种是学术性的，而后两种具有强烈的本质主义色彩，但在女性运动实践中同样有其价值。( Nhanenge，2011: 4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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